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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的寻找中，一幕幕含泪的、激动人心的“认亲”画面不断上演：孤儿找到了亲人，家人找到了被拐卖妇女，亲人找到了烈士……从2003年开始，本报与全国各地的寻亲带头人、南北方媒体共同联动，将寻亲打造成本报的一面旗帜。
但与一幕幕激动人心的“认亲”画面相比，很多寻亲者经历的则是悲伤、黯淡与无功而返。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让多数的寻亲者更快捷地找到亲人？我们能不能建立全国性的寻亲人员数据库？全国性的寻亲人员DNA基因库？媒体能不能进行更长效和密切的互动？政府能不能对寻亲活动进行有力的支持？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反思的问题——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精力，我们的寻亲活动不应该仅仅是为圆少数人的梦。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数十万的失散人群；加上目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口流动的速度更快，失散人群的数量还在增加。寻找烈士、寻找家人、寻找被拐卖妇女等，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
如何破解寻亲难题，刻不容缓。
寻亲会是不是最佳办法
“今年不去了，觉得希望不大。”长治的李先生已经连续4年参加了江南孤儿寻亲会，与他一起的十多位江南孤儿都表示今年不去参加寻亲会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从2007年开始，本报尝试江南寻亲报道；2008年，本报记者陪同50多位在晋江南孤儿南下寻亲，十多人找到亲人；直到2011年，本报连续报道了5年的寻亲会，共8场，在省内引起极大反响。每次的寻亲会，孤儿们都提前做好准备，寄希望于寻亲会上成为最幸运的人。但从成功率看，5年来找到亲人的为数极少。很多孤儿们已经在反思：寄希望于寻亲会来找到自己的亲人是不是最佳的办法？
从本报这几年掌握的寻亲情况看，在晋孤儿的家乡在上海周边、南京周边、无锡周边、宜兴周边的可能性大，而在这些大城市里的可能性较小。如南京孤儿，家乡很多都是安徽，但寻亲会往往设在南京，安徽的老人到南京去寻找子女的有多少？
尤其上海孤儿，出生地应该在安徽周边、苏北、常熟、浙江、扬州、泰州等地，更难找。但这几年的寻亲会基本集中在上海、南京、无锡、泰州、宜兴这几个地方，波及范围依然不广；老人们出来寻亲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即使出来找，去哪里找，谁也说不好；即使双方都出来寻找，也难以在一个地方碰到。但要在每个城市都搞寻亲会，人力、物力又跟不上。
江南我故乡、剪不断的乡愁、梦想成真……这些都是在晋江南孤儿的QQ网名，这些名字里寄托的是他们对家人、家乡的思念，为了故乡、为了梦想，他们几十年奔波，但至今不知故乡在何处、家人安好否。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寻亲会面临的不足。“寻亲会是一个好的形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能相互见面的地方。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单纯依靠寻亲会难以起到寻亲的效果，毕竟老人们一个个在去世，找到的几率越来越小；即使老人们还在，恐怕身体各方面也不允许了。”有没有比寻亲会更好的寻亲形式，不仅寻亲者在反思，包括寻亲大姐吕顺芳、南北方媒体都在思索更好的办法。
带头人“缺少信息贡献”
5月2日，来自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内蒙古等地的300多名江南孤儿赶到上海嘉定某学校，参加寻亲会。但令他们困惑的是，在相隔不到300米的地方竟然有两个“寻亲会”，两个针锋相对的寻亲会。“当时我都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阳泉的梁女士无心一瞥都市风景，第一次参加寻亲会的她径直来到活动现场。当他们一行6人到达目的地后，发现有人要求寻亲者提供材料、留取DNA血样。“也许这些寻亲带头人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希望帮孤儿寻亲，但寻亲‘对台戏’无疑将有限的寻亲信息分散了。”太原市的张先生讲，寻亲本来就难，现在急需的是大家同舟共济。
最近几年，为烈士寻找亲人的社会公益人士也不断出现，太原的王艾甫、唐山的张红琢是最有代表性的，在本报的持续报道下，他们掌握的数十位烈士得到了亲人的祭奠。王艾甫将精力放在了解放太原牺牲的烈士身上，并成立网站公布烈士名单，很多烈士后人找到了烈士的埋骨之处。为了帮河北籍烈士回家，张红琢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每到一个陵园就会把河北籍的烈士记录、整理，通过媒体发布。
像王艾甫、张红琢一样无私付出的人还有很多，为了让烈士回家，他们做出了极大努力。但奔波数年仍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究竟牺牲在何处的家庭更多。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今年4月，张红琢发布烈士名单，本报与天津《城市快报》联动，在太原的两个陵园找到4位天津籍烈士。在郑村烈士陵园祭奠烈士时，一位烈士的后人讲，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牺牲了，但就是不知道牺牲在什么地方，找了60年都找不到。“我们非常感激张红琢，不是他的努力，我们不可能知道亲人到底在哪里。”“像张红琢这样的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为烈士回家努力，他们手里的烈士名单要是能够共享，不仅他们的工作量会减少，人们寻亲成功的几率也更高。”
“寻亲基因库”何时统一
“寻亲基因库”始于2007年的江南寻亲活动，在2007年5月的“2007陶都寻亲会”上，北京一家DNA鉴定机构提出了一个筹备已久的项目——“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按照设想，只要有50万寻亲人员的DNA样本，这个基因库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寻亲者只要把自己的DNA样品邮寄到鉴定中心入库，“数据库”便会自动寻找相同的基因。这种科学的方法越来越得到寻亲者的认同，但发展5年，“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仅仅收集了1000多人的DNA样本，难以达到有效寻亲的目的。
寻亲者不愿意加入“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与中国几百家DNA检测机构混战的局面有关。虽然寻亲者都相信科学，但他们却对DNA检测机构持怀疑态度；几家机构“打架”的现状加深了寻亲者的疑虑，导致他们情愿采取人见人、人找人的“笨办法”。
而加入到寻亲基因库的寻亲者也有另外的忧虑。太原的高先生讲：“北京的这家DNA机构是比较正规的，检测的结果也寄给我了，虽然他们是盈利机构，却在很好地做这件事情，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将这一基因库长久保留下去。毕竟政府并没有监控这一基因库。”记者了解到，从2007年开始，有两家机构做关于江南孤儿的“寻亲基因库”，发展至今，进入北京这家基因库的DNA样本仅有1000多份，而另一家上海的鉴定机构的寻亲基因库则基本上无疾而终。
2009年4月，公安部正式建立全国的“打拐”DNA数据库，采集失踪儿童、妇女与父母血样，以便亲人确认比对。就此，许多寻亲者都提出，最好由公安部门或民政部门牵头建立全国性的“寻亲基因库”，收集各类寻亲者的DNA。这样的话，不仅DNA机构可以获得利润，寻亲将更加有效。
从本报多年来接触的寻亲者来看，寻找失散妇女、被拐儿童、江南亲人的寻亲者数量很大，加上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寻亲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由权威部门牵头，成立“寻亲基因库”已经是很多人的呼声。
能否开放“寻亲资料库”
今年4月本报与天津《城市快报》联动，寻找8名天津籍烈士获得极大成功，为4名为解放太原牺牲的烈士找到了家人。烈士杨德升的亲人在激动之余却带有深深的遗憾：“我们的亲人终于在60年后找到了，但我们却没办法证明他是烈士。”
烈士杨德升牺牲于解放太原的战斗中，有郑村烈士陵园的墓碑为证。但民政部门对烈士进行的是“属地管理”，烈士杨德升的籍贯是天津，只能由天津民政部门来进行烈士身份确定。而确认的依据一般为烈士英名录，烈士杨德升并没有被收录到天津的烈士英名录中。
难以证明自己的亲人是烈士已经不是杨德升亲人遇到的个别问题。从本报最近几年的报道中，很多烈士亲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由于时间久远，家人们要证明此“杨德升”正是彼“杨德升”变得很复杂。
“民政部门掌握着大量的烈士资料，通过比对山西和天津的资料是可以确定的，但让我们个人去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烈士杨德升的亲人有点无奈。
“吕大姐寻亲网”是许多寻亲者经常上的网站，里边收集了各地孤儿的寻亲信息、家人的寻亲信息、打拐寻亲信息。发布这些信息的初衷是便于寻亲者相互比对，达到寻亲的目的。但查阅资料库的寻亲者们很难有大的收获。因为，这些信息的数量依然很小；理论上，只有资料库达到一定规模，效果才会体现出来。大量的寻亲信息躺在民政部门和孤儿院的资料库里。而据记者了解，这些资料是不对民间组织或个人开放的。“我往上海的孤儿院跑过5次了，始终不让查资料。”对于自己的身世，寿阳的王先生只知道是从上海的孤儿院抱来的。多数的寻亲者都与王先生一样有着共同的遭遇，仅仅知道自己来自于某个城市的孤儿院，但却无法查询。
寻亲会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亲者，“寻亲基因库”则能够科学地鉴定亲缘关系，这两个形式都需要寻亲者付出一定的费用，而寻亲资料库则是最廉价的、基本不需要什么成本，适合多数人查找。但受制于政策、思维、知识、费用方面的影响，寻亲资料库的建设至今依然缓慢，达不到可以利用它来比对亲缘关系的作用。民政部门何时开放这些资料，以什么样的方式开放，将影响到寻亲者寻亲的成功性和时间的长短。
怎样做到全媒体宣传
南京《金陵晚报》已经成功举办过多次江南寻亲会，在与本报联动的几次寻亲会上，数位在晋江南孤儿找到亲人。《金陵晚报》记者曾亚莉提到，在关于寻亲的报道上，媒体依然存在覆盖面不广的问题，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寻亲这件事。《金陵晚报》是面向南京地区发行的报纸，在南京之外，很多人难以看到。“应该搞成全媒体寻亲会，产生孤儿的地区的媒体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效果会比现在好。”
在与多家媒体记者互动后，大家都认为，媒体宣传不到位是制约寻亲成功率的因素，单纯的媒体来做寻亲，覆盖面不会太广。更有媒体记者提议，建立一个长效的“媒体寻亲联盟”来做这件事情。
采访中，许多媒体人形成一个共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人口流动将更加频繁，寻亲无疑将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寻亲会怎样举办、寻亲基因库的建设程度、寻亲资料库如何开放都会对寻亲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将直接决定寻亲活动的成功性；而由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出面来做这件事情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金钥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