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儿童乞丐现状调查:孩子行乞遭遇暴力与胁迫

新民周刊封面：中国童丐真相

8岁男童4年前被杂耍老板租走，牙被打掉，还被关冰箱

　　浙江金华，来自云南省文山州的田彩让少了一条右腿的儿子小宝在金华市区冒着寒风坐在地上乞讨，而小宝的父亲田彩有时却坐在不远的地方与人悠闲的打着扑克


　　童丐的极端传说
　　即使国家相当强大，钙化点依然还在。
　　有时候，拿掉金旁就是“丐”。
　　丐是社会的私处，我们天天羞于示人，却又天天感觉存在；丐又是极端传说，丐到洪七公的境界，皇帝都不做，丐到残疾童丐的境地，则暗无天日，江河无语。
　　今年春节的大事，就是丐。童丐。
　　本该人人春暖人人醉的日子，却人人发指人人怒——无论微博还是平媒，无论电视还是论坛，无数双手挥斥方遒，无数双眼定格河南太康，定格江苏邳州。
　　彭高峰三年寻子得正果，邓记者现场直播举国欢，明明是雪泥鸿爪，明明是羚羊挂角，不可能的任务居然真人兑现，走失的孩子居然回归父母，想一想13亿人中找一人，骆驼穿针眼的概率还真上演了邳州版。
　　但相距千里的河南太康，《新民周刊》记者杨江的现场直播却令人断肠——有没有这样的女孩？老板将她带走，三年回家，却头发块块撕去，耳鼻残缺塌陷，舌尖剪成两半，十指活活钉穿，老板逼她行乞，不从罚吃大便？！有没有这样的男孩，3岁即被租走，为逼行乞，冻馁常罚，皮鞭暴抽，一巴掌打落四颗门牙，原本活泼的他见生就躲……
　　于是，无数双手，不持酒杯持鼠标，通宵达旦地传送、呼吁、质疑、诘问、解释、转帖、评论、激辩、谴责甚至咆哮、哀泣、哭诉、苦求、冷嘲、恶骂……
　　舆情沸腾着。且请看官进入沸腾的现场解救与极端传说！
　　(主笔 胡展奋)
　　被租用的童年
　　这些孩子均是被亲生父母以《聘请演员合同书》的形式“租”给杂耍老板，以杂耍为名行乞讨之实，作为回报，这些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数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的回报，但孩子们在外行乞的遭遇却充满暴力与胁迫。
　　首席记者/杨 江
　　调查：源自一份重要举报
　　长久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街头行乞儿童绝大多数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为博取同情以及迫使儿童乞讨，利益集团往往对这些孩子施加暴力甚至人为摧残，由于难以相信亲生父母会对自己的骨肉下毒手，人们怀疑乞讨儿童中的一部分是被拐而来。但一直以来，鲜有发现具体案例来证实这样的传闻，相比之下，善良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猜测。
　　《新民周刊》经多年的调查，得出结论——乞讨儿童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被拐儿童主要是从城市或农村流向农村，“乞儿”与“拐儿”有交集，但乞儿中被拐的只是极少数。
　　2月10日，海南省三亚市有了一个新的进展，8名在三亚市第一市场行乞的河南籍儿童被警方发现后带至三亚市救助管理处，经调查，这8名乞讨儿童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其中7名来自该市太康县张集镇，当时的调查结论是不存在被拐与被胁迫行乞问题，孩子们均因贫困由父母或亲戚带至三亚卖艺行乞。
　　随后，太康市张集镇派出工作组赴三亚接回这批乞讨儿童。2月14日，带着海南省相关部门以及市民的关爱，孩子们踏上了返乡的路途。就在同一时间，《新民周刊》记者也开始奔赴太康，因为《新民周刊》接到了重要举报：这些孩子均是被亲生父母以《聘请演员合同书》的形式“租”给杂耍老板，以杂耍为名行乞讨之实，作为回报，这些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数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的回报，但孩子们在外行乞的遭遇却充满暴力与胁迫，所谓“假亲情、假苦戏确是真黑幕”。
　　太康县是河南省民间艺术(杂技)之乡，《新民周刊》接到的举报是这8名孩子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情况在太康县个别地区较为普遍。
　　《新民周刊》的调查就此开始。
　　乞儿任芳芳：被割鼻、剪耳、剪舌
　　张集镇位于太康县东南部，在地理位置上，这里与曾因“带香”而闻名的安徽省阜阳市宫集镇也可谓隔皖豫省界相望，两地之间虽还隔着多个乡镇，但也不算很遥远。2月14日，记者抵达张集镇孟堂村，因为在三亚发现的8名乞儿中有多名自称来自这里。但孟堂村当时的氛围却显得相当诡异，村民们聚集在村中对记者的到来窃窃私语，面对记者的提问却噤若寒蝉，多加追问，村民们大多称自己是外村的，“不了解这里的情况”，而后匆忙避离。
　　孟堂村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墙，8名被解救的乞儿还在返乡途中，记者无法获悉一丝有效信息，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孟堂村原村支书翟祥明找到了记者。他毫不避讳，公开揭露村中一名叫翟雪峰的“杂耍老板”“罪行累累”。
　　在他的指点下，记者来到距孟堂村不远的任庄，村口，一群妇女、儿童正坐在草堆旁晒太阳。听说记者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子、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到了记者跟前，一把扯去帽子：看把我给打的。
　　这名叫任芳芳的8岁女孩低下头，拨开头发，场面顿时僵化，所有人目瞪口呆，因为她的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鬼剃头”一样毫发不生，那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
　　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吓坏了一名同行的女记者，因为鼻中隔已经不知所踪，只剩一个深邃的空洞，鼻子因而塌陷。“还有我的耳朵，叫俺‘爸’给剪了。”芳芳侧对记者，她的双耳外廓各有一处明显的凹缺。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是两处凹缺，“也是俺‘爸’剪的。俺身上还有伤呢，俺‘爸’用火烫的”。
　　面对记者的疑惑，村民们说这个“爸”就是孟堂村的杂耍老板翟雪峰，并非任芳芳的亲爹。
　　芳芳的母亲就站在孩子旁边，但她有些语无伦次，村民们说这个女人患有癫痫与精神疾病，“孩子的奶奶在家里，对情况比较清楚。”
　　随后，记者被芳芳带回家中，这是一个在当地较为普遍的破落农宅，院子里停着农用拖拉机，但屋内除了一台新冰箱外，再无像样家什。任芳芳的父亲叫任尚田，有薄田三亩，种着小麦，但他并未像村民们那样忙着抗旱。
　　奶奶叫回来任尚田，这名48岁的农民证实女儿所说情况属实。任尚田育有两子两女，任芳芳是长女。“说起来，翟雪峰还是俺亲戚。”任尚田说。所谓的亲戚关系是，任尚田的妹妹嫁到了翟雪峰所在的孟堂村，妹妹的儿子又认了翟雪峰的母亲作干妈，因此论辈分，任尚田还是与他年纪相仿的翟雪峰的舅舅。
　　2008年春节刚过，翟雪峰找到了任尚田，提出带走时年4岁的任芳芳，教这个“妹妹”杂技，外出卖艺赚钱。
　　任尚田家境贫寒，不过不至于穷到养不活这个孩子，但他被翟雪峰说服了，一来这样操作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孩子还可以为家里赚不少钱，“他是俺亲戚，不会害孩子的。”
　　翟雪峰当即给了任尚田5000元，因为是亲戚，也就没有签什么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合同3年满期，芳芳卖艺期间，翟雪峰每年给任尚田一笔钱。芳芳就这样被翟雪峰带到外地，一走就是3年没回家，任尚田也从未担心女儿会受虐待，因为每次通话，翟雪峰和孩子都说过得不赖。
　　芳芳被带走的第二年，翟雪峰汇给了任尚田1万元，不过这些钱很快都被他用光了。2010年，芳芳突然在一个深夜被翟雪峰送回了任家。任尚田回忆当时漆黑，也就没注意孩子有啥异常，第二天，孩子到姥姥家玩，才被大人们发现了浑身的伤痕。任尚田火了，责问翟雪峰，得到的答复是，卖艺期间发生了一次车祸，芳芳的伤因此落下。
　　这个解释，任尚田没有怀疑，他的重点是要翟雪峰赔偿，并曾告至张集镇派出所，但派出所当时的回答是，伤痕时间久远，取证困难，无法说清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搭着亲，最终双方以翟雪峰赔偿2.2万元私下调解，不过，任尚田因为嫌少，始终憋着一口气。
　　这2.2万元很快也被任尚田用光，面对记者的追问，他无法说清怎么用光的。芳芳说，今年春节，爸爸连一件新衣也没有给她买。任尚田一直没有追问芳芳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一直到几个月前，孟堂村的翟祥明来提醒他，他才意识到问题。
　　翟祥明的儿子翟满响，又名翟阳光，现龄17岁，2009年开始帮翟雪峰管理芳芳以及其他几个孩子，每月因此可获工资900元，2009年12月因打死翟雪峰手下另一名名叫“翟娃蛋”的孩子被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判三缓四，但翟满响却说是翟雪峰打死的娃蛋，许诺10万元让他顶罪的，翟雪峰不认同，并拒绝10万元补偿，因此两家反目，翟祥明将实情捅了出去。
　　“翟祥明告诉我，孩子在外地其实就是帮着翟雪峰乞讨赚钱，翟雪峰的管理手段就是殴打、虐待。”在任尚田的追问下，芳芳终于说出了实情，她说，翟雪峰让她叫自己爸爸，她不听话，不好好杂耍乞讨，翟雪峰就用剪刀剪她的舌头、鼻子、耳朵，用火烫她的腿，还用铁钉钉她的十指。
　　“我要钱回来晚了，他让我吃屎，我就只好用棍子挑起屎吃了。”芳芳低垂着头告诉本刊记者。“他打我时，我哭了，但哭就被打，就不敢哭了。”芳芳说，她还亲眼看到娃蛋被活活摔死，但她记不清是谁摔的了。
　　在这个孩子的描述中，翟雪峰很可怕，每天只给她吃一顿饭，完成不了乞讨任务就拿皮鞭打人。
　　芳芳回到家中后已经就读，由于年纪小，她对3年的乞讨遭遇已记不太清，对头部伤痕的造成原因也是反反复复，一会说打的，一会说车祸导致。
　　但是任尚田不信车祸一说，因为翟雪峰对他的解释漏洞百出，而且如果是车祸造成这么大的疤，孩子当时肯定摔死了。
　　“我很愧疚，对孩子有罪，不该把他租出去。”任尚田说完又开始抱怨翟雪峰赔的太少。
　　乞儿翟娃蛋：被活活打死，6万元调解
　　从任芳芳家出来，翟祥明已经将儿子翟满响带到了记者跟前，在远离孟堂村的一处麦地边上，父子俩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调查。
　　翟祥明与翟雪峰两家其实都是孟堂村的大户，两家关系原本不赖。翟雪峰兄弟三人，位居老二，由于家境贫寒，老大翟明中早年就带着翟雪峰玩杂耍讨钱，翟雪峰正是因此学会了这门生意，而后老三翟富军也入了行。
　　2001年，翟祥明曾跟随翟明中带着几个租来的孩子到东北三省乞讨，翟祥明负责开车，每个月翟明中给他500元。当时，孩子们脖子上挂个牌子，称家里穷没钱上学，然后在东北挨个村要粮食。一个村三四个人，分几组要钱，孩子们都互称兄弟姐妹，翟明中拿着孩子们要来的粮食卖钱，多的时候一天据说能有1000元。晚上，一群人就挤在一辆农用小卡车上，被子一铺就睡觉，翟祥明说，他觉得这不是良心活，是骗人的，因此3个月后不干了。
　　按照翟满响的说法，2009年，他无心念书，翟雪峰的大二子翟武坤主动游说让他跟着一起到外地玩杂耍赚钱。翟满响于是瞒着父亲跟翟雪峰一家跑到外地，翟满响没有学过杂耍，但翟雪峰仍给他每月900元的工资。
　　翟雪峰开着一辆农用小卡车，后厢支起一个大帐篷，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翟雪峰夫妇与儿子翟武坤住，下层乞儿住。乞儿一共三组，翟满响的任务就是车子每到一个城市后，他就领着其中一组孩子沿街乞讨，督促并监督乞儿卖力干活。
　　任芳芳、翟娃蛋就在翟满响这一组，还有另一个女孩，翟满响记不起来名字了。“我见到芳芳时，她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7岁的翟娃蛋也必须管翟雪峰叫“爸”，这是翟雪峰的吩咐，以应对外人盘问。这个孩子本名冯国利，家住太康相邻的商丘柘城县，生父冯天宝、生母王美荣，育有7个子女，也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说起来与翟雪峰也有“亲戚”关系——翟雪峰主动登门提出帮冯天宝夫妇减轻家庭负担，将最小的冯国利收为干儿子，取名翟娃蛋。
　　“我常看到翟雪峰殴打芳芳、娃蛋这些孩子。”翟满响揭露，翟雪峰最喜欢拿农用车上的三角带关起帐篷抽打，有时候打得浑身是汗，拿毛巾擦干继续打。
　　他证实，孩子们挨打时不敢哭，因为那样会遭来更严厉的惩罚。孩子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就要出去乞讨，3个组的孩子每天至少能讨回1000元，但即便如此，孩子们早饭不给吃，午饭也靠好心人施舍，晚上回到车里如果晚了或者当天要的钱少了也不给吃。满响说，孩子们一年难得洗一次澡，生病了，翟雪峰从不送医院看病，病得再厉害也必须上街乞讨。
　　翟雪峰一家负责监视，满响以及另几个一般大的孩子负责管理芳芳、娃蛋这些更小的乞儿。“翟雪峰吩咐我，孩子不听话就得打，我如果不照办，我也会被他骂，被他打。”翟满响说他无奈之下只得对孩子们武力征服。
　　按照2010年6月24日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叙述，2009年12月25日晚10点，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在桂平市城区电影院附近表演杂耍，翟娃蛋在向观众讨要赏钱时与观众发生口角，翟满响叫翟娃蛋不要骂人，翟娃蛋不听，被翟满响拉到桂平市邮政局附近一处正在装修的房子里，朝娃蛋的胸部捶打了十多下，娃蛋因此受伤，后送至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为死于肺损伤与心脏损伤导致的呼吸、循环衰竭。
　　但翟满响却对本刊记者表示，娃蛋是被翟雪峰打死的，“我是受骗，替他顶罪”。翟满响说，翟娃蛋死前三四天曾经遭受翟雪峰的毒打，打得连他都看不下去了。后来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出去乞讨时，发现娃蛋路都走不稳，老往一边斜，晚上回到住处，他告诉翟雪峰，建议给娃蛋做个脑部检查，但翟雪峰认为娃蛋是在装病，还告诉他如果娃蛋不听话就要打。
　　此后几天，娃蛋的情况变得愈加糟糕，走路都摔跤，12月24日晚，翟雪峰又逼着娃蛋去乞讨，娃蛋说自己难受，头晕脖子硬，但翟雪峰骂他装病，还用狠狠踢了娃蛋几脚，娃蛋怕继续挨打，挣扎着爬起来说出去讨钱。
　　翟雪峰就让满响领着娃蛋还有另一个孩子出去了，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娃蛋突然吵着说心口难受，因为翟雪峰曾交代娃蛋是装病的，不要信，翟满响就打了翟娃蛋几下，娃蛋忙说自己已经不难受了。
　　他们继续朝人多的地方走，没有十几步，娃蛋就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满响赶紧让另一个孩子去买卫生纸，结果卫生纸擦掉三卷，娃蛋口中泡沫仍旧不止。
　　翟满响哭了，赶紧抱着娃蛋去了附近的桂平市人民医院，医院在抢救娃蛋时，翟满响被翟雪峰叫回车边，并让长子翟武坤去医院打探情况，凌晨，娃蛋死亡。翟雪峰让翟武坤将娃蛋的尸体抢了出来，不顾医生的追赶一路狂奔至停车处。
　　翟雪峰将娃蛋的尸体扔进车内并将翟满响锁了进去后，开车逃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香蕉林，并将娃蛋的尸体藏进林子里，后又扔到车厢顶棚上。
　　“翟雪峰逼我顶罪，说我是未成年人，会轻判，只要我顶罪，他会一周内把我从看守所捞出来，并给我爸10万元。”翟满响说，他不懂法，也因为害怕翟雪峰，因此答应了。
　　接下来，翟雪峰开始跟车厢内的其他孩子对口供，教这些孩子作证是翟满响打死了娃蛋。
　　“不知道是翟雪峰家谁打了110，警察一会就到了。”翟满响说，直到法庭宣判时，他问父亲翟祥明有没有收到10万元，才知道上了翟雪峰的当。
　　翟祥明告诉记者，他对此很气愤，直到出事，他才知道原来儿子是跟着翟雪峰后面做“打手”。“他骗我儿子顶罪，毁了我儿子一生。”翟祥明因此与翟雪峰反目成仇。
　　令人唏嘘的是，娃蛋凄惨死后，生父母冯天宝、王美荣与翟雪峰以及翟祥明、翟满响三方私下在2010年1月3日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这份协议写明，由翟雪峰、翟祥明各自补偿冯天宝夫妇3万元，即时付清，冯天宝夫妇不再追究责任，并出具谅解书，三方还在协议中特意注明了“具法律效力”。
　　拿到钱后，冯天宝夫妇给桂平市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言词恳切”的谅解书，称已与翟满响的父母达成补偿协议不再追究责任，“翟满响在教育我儿子翟娃蛋时，失手把他打伤，后经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与翟满响的父亲是亲戚关系，我决定不再追究翟满响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对翟满响轻判。”
　　如此，翟满响最终被判三缓四。 甘肃岷县中寨镇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

翟雪峰“理直气壮”地掏出当初与家长们的合同，“我有啥责任？”.


　　乞儿朱秋月：失踪6年，家破人亡
　　张集镇王庄寨村38岁的村民王海英也泪眼汪汪地找到记者控诉翟雪峰的“罪行”，她的二女儿朱秋月6年前被翟雪峰带到外地乞讨时失踪，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朱秋月生于1998年，家境贫寒，因为村中一名叫朱法领的杂耍老师在家中办了一个杂耍学校，朱秋月每天去看，觉得很好玩，因此向父母提出要学杂技。王海英起初不同意，但孩子实在喜欢便同意了，所谓的杂技学校，其实就是教一些很简单的软功，比如弯腰叼花，学员也不需要交学费，最多给老师一些麦子，但学成后，由老师介绍给杂耍老板，第一个月工资归老师。
　　学艺时间视孩子聪慧程度而定，一般三四个月，朱秋月学成后，被朱法领介绍给一名杂耍老板，但后来不知何故又被送回家。
　　2005年春节过后，翟雪峰联系朱法领要几个孩子出去玩杂耍，朱法领便介绍了6岁的朱秋月还有15岁的张凯，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随后来到朱秋月家，王海英夫妇此时已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朱秋月的爷爷奶奶，魏翠英竭尽美言，劝服了心存顾忌的老人，以每月500元的工资签订了一份演员聘请合同，将朱秋月带走。
　　张凯的工资是400元一个月，两个孩子被翟雪峰带到了河南省叶县乞讨，在农村主要要粮食，在城市则由张凯领着朱秋月挨家挨户讨钱。3月20日，张凯带着朱秋月出去乞讨，当晚未归，第三天张凯回到住处称朱秋月走丢了。
　　王海英获悉后，心急如焚赶到叶县，久寻未果，无奈返回太康，她哭诉：“孩子丢了，翟雪峰压根不着急，不心疼，他每天忙着赚钱，给我们冷眼，跟我们吵架。我不回来能咋办？”
　　朱秋月失踪后仅一个月，翟雪峰就与朱秋月的家人在张集镇派出所，由双方村支书协调，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书，翟雪峰补偿朱家13000元，同时必须积极寻找打听朱秋月的下落，而朱家“不得无故找翟雪峰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
　　时任孟堂村村支书的翟祥明，当时与翟雪峰关系尚未交恶，他作为调解方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
　　有了这份协议，翟雪峰可以安心继续寻找、雇佣乞儿以杂耍名义乞讨，但朱秋月的家人却陷入了万劫不复。
　　朱秋月的奶奶当初同意老伴与魏翠英签订聘请演员合同时没想到孩子实际上是被人家带走做乞丐，因此在秋月失踪后心怀愧疚，最终在锁鼻上以跪姿自杀身亡，她的死又直接导致朱秋月的爷爷精神异常，整天追着王海英破口大骂。
　　村民的舆论也给王海英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人家都骂我是不是穷疯了，把孩子租给人家”。
　　“我有罪啊，是我们把孩子害了。”王海英甚至怀疑秋月很可能是被翟雪峰害了，并非失踪，她向张集镇派出所报案，“可是，派出所对我不理不睬，说找不到翟雪峰”。王海英无奈之下又隔三岔五找朱法领要孩子，“我们夫妻只要为了孩子吵架，我就去找朱法领算账，但是他居然还报警。”因为她不断闹事，朱法领的学校最终关门。
　　王海英夫妇几年间为了寻找朱秋月债台高筑，去年麦子卖了4000元，还没捂热就被要债的拿走了。面对记者的到来，这个女人集聚多年的怨愤一下子迸发了，她大声号哭，“翟雪峰这个杀千刀的，害我这些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我过的什么日子啊，人家的孩子过年有压岁钱，我的孩子只要有一分钱，我都要抢过来找秋月。要不是为了见秋月一面，我早就把自己吊死了。”
　　2009年3月16日，王海英夫妇向太康县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朱秋月死亡，一年后得到法院认定。王海英夫妇随即起诉翟雪峰，2010年11月15日，太康县人民法院认定翟雪峰利用儿童乞讨事实，判定翟雪峰在13000元补偿协议外，赔偿王海英夫妇93139元。但翟雪峰不服，提出上诉。
　　“只要把翟雪峰绳之以法，让我死也愿意。”王海英泣不成声，情急下意欲给记者下跪。
　　乞儿李秀秀：被扔外省，自生自灭
　　马场镇高店村的李秀秀也有着一段令她至今胆战心惊的杂耍乞讨经历。4年前，13岁的李秀秀经不住“杂技老师“谷中学的多次游说，拜师学艺，3个月后，虽然啥也没学成，谷中学还是给她找了一位杂耍老板出去赚钱。这个老板就是翟雪峰，当时约定李秀秀的月工资是900元，这对李家确实有着不小的诱惑力，因为即便在太康县城，全职工月工资也不过数百元。
　　但李秀秀被翟雪峰带到湖南后就发现，所谓杂耍其实就是乞讨，翟雪峰每天要求她必须讨回300元，但她这么大一个女孩子不好死皮赖脸纠缠人家要钱，因此总是完成不了任务。这天，她与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顶嘴，被翟雪峰骂了一个下午，还打了几个耳光，晚上10点，她乞讨回到居住点，翟雪峰已经开着车子走了，打通电话，翟雪峰让她自生自灭。
　　无奈之下，李秀秀走到一家包子店，恳求老板收留，老板看她可怜便收留她，只管吃住，不给工资。3个月后，李秀秀问老板要来2元钱，给远在河南的父母打了求助电话，这才得以解救。
　　李秀秀的父母愤怒之下多次报警，但警方却表示翟雪峰在外地，找不到，甚至建议他们自己去把翟雪峰抓回来。
　　李秀秀有了这段遭遇，性格大变，沉默寡言，如今提起此事便大发脾气，见东西就摔。
　　乞儿宋豪：被关冰箱差点冻死
　　调查进行到2月15日中午，记者就已经找到了5个被暴力强迫行乞造成伤害乃至死亡的案例，全都指向孟堂村的翟雪峰。但孟堂村仍然是前一天那般密不透风，就连翟雪峰家以及现任村支书徐汝峰家住何处，都没有村民愿意透露。最终一个村民见四下无人，偷偷指点记者翟雪峰家在孟堂村最西南角。
　　这是一个内砌两栋气派二层洋房的大宅院，高过3米的围墙，正西、正北两个大门紧锁。翟祥明说，翟雪峰家族势力强大，无人敢惹，“他有3个姐姐，3个兄弟，共有八个又高又壮的儿子，最小的儿子17岁，每次打架一起上，拿刀掂枪的”，“他们家族有很多钱，最少400万元，可谓村中首富，翟雪峰妈常在村里炫耀。”
　　翟祥明透露翟雪峰就在村中，甚至翟雪峰亲友就在围观人群中默默注视记者的行踪。
　　他在哪儿？
　　孟堂村附近的宋庄，突然有村民找到记者，说他们村也有多名受害的“杂耍乞儿”，只不过施虐者是另一个杂耍老板——翟雪峰的弟弟翟富军。
　　宋庄村民宋吉旺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宋顺利和女儿宋霞早在5年前就被孟堂村的“杂技团”老板带到三亚和山东乞讨，也遭到了毒打，“孩子回到家，都不敢说”。“我们村至少有4个孩子被带走乞讨过，还有一个女孩叫丹丹。”
　　8岁男童宋豪对于陌生人的到来很抗拒，他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最终还是被母亲冯亚丽拖到了记者跟前。宋豪3岁时，翟富军找到了他的父亲宋成领，翟富军提出带宋豪出去玩杂耍，一来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来每个月还可以为家里赚不少钱。
　　冯亚丽说记不清翟富军当时给儿子开的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因为签合同时她不在家，等她到家，孩子已经被翟富军领走了。这话很多村民不信，村民们相信的是宋家虽然不富有，但也不至于养不活这孩子非要送出去乞讨。
　　宋豪的奶奶说好像当时谈好每个月给1100元，冯亚丽让她不要乱说，实际上她知道孩子是去玩杂讨钱，这在张集镇不是一个秘密。但她跟任芳芳、朱秋月、李秀秀等人的父母一样，把这理解成了赚钱而非乞讨，也没有想过孩子在外面会不会遭受暴力。“如果实现知道孩子会遭那么大罪，哪个父母愿意？！”冯亚丽反问记者。
　　宋豪临走时，翟富军给了宋成领一笔钱，冯亚丽说她同样不知情。合同约定3年，其间冯亚丽也多次与翟富军及宋豪通电话，每次宋豪都说自己过得很好。
　　2009年，因为听说孩子在外地其实是乞讨，还遭受毒打，宋豪的家人开始问翟富军家要人，但始终未果，最终宋豪的奶奶去翟富军家大闹一场，宋豪才被送了回来。此时的宋豪已经换了一个人，连爸妈也不认识，头上到处是疙瘩与小眼儿，上嘴唇的4颗门牙也没了，手指还裹着纱布。
　　家人进一步追问得知，翟富军规定孩子每天必须讨到300元，否则就挨打，为了100元赏钱，翟富军还曾逼着3岁的宋豪当街喝了一瓶啤酒，因为不听话，宋豪甚至被关进冰箱，冻得一身霜、不省人事，最终还是用火堆烤，才回过神。
　　每一次家人通话，翟富军都守在边上，宋豪即便说自己过得很好，也要被翟富军打，对此冯亚丽很不解。
　　宋成领盛怒之下与翟富军打了一架，无奈寡不敌众。最终村委会调解，村支书提出宋成领提前把孩子要回来，违约在先，退还翟富军4000元。冯亚丽为此喊冤：“这是什么世道？！”
　　因为被打怕了，宋豪现在远远看到翟家人就拼命往家逃。不过，奶奶更担心的是，因为有了这段非人经历，宋豪性格变得非常沉默，提起此事就躲在妈妈背后落泪。
　　一方面孩子出现自闭症状，另一方面又染上小偷小摸等不良习气。
　　“谁来救救我这可怜的孙子？”老人一筹莫展。
　　扭曲的童心
　　多年的乞讨生涯已经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知情者透露，暴力是杂耍老板们管理这些孩子的惯用手段，但孩子们被打怕了很难短时间内说出真相。
　　首席记者/杨 江
　　孟堂村的亲情双簧戏
　　所有的指控指向一个方位——太康孟堂村，所有的指控指向一个家族——翟雪峰三兄弟。不过孟堂村原支书翟祥明却透露，孟堂村共有500多人，十几年来，一直有人以招收“杂技演员”名义，收揽幼童外出乞讨，此前曾有11个翟雪峰这样的杂耍老板，后来一些人逐渐退出，但时至今日也绝不止翟雪峰一个，比如在海南省三亚市发现的那批太康乞儿，就是孟堂村另两个杂耍老板徐辉与翟文志带出去的。对于这些人是否也像翟雪峰这样暴力强迫乞儿行乞，翟祥明推断：“不会像他这样过分。”
　　2月15日下午，就在记者四处寻找翟雪峰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孟堂村，孟堂村此前在海南省三亚市解救回来的4名乞儿经过长途跋涉到家了，另3名外村的乞儿则由另一辆车送回。
　　老汉徐克俭与老太李军兰扑向了车门，两人各自将两名乞儿揽入怀中，徐克俭揽的是“徐乙风”、“徐乙超”，李军兰揽的是“翟武帝”与“翟唱唱”，此前来自太康县张集镇赴海南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是，经过多次调查，这4个孩子分别是徐辉与翟文志的亲生子女。
　　“可想死奶奶了！”面对记者的镜头，李军兰抹着眼泪，而徐克俭则兴高采烈：“跟爷爷回家咯！”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孩子们的表情却相当平静，8岁的“翟唱唱”与15岁的“翟武帝”被奶奶李军兰领回村东的家中后，甚至有些陌生，对墙上的奖状也一时说不出姓名。“翟唱唱”一脸冷漠，不吭声，“翟武帝”却很老练，一会说自己长大想当记者，一会说想当兵。他说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与妹妹去三亚乞讨，他去三亚只是因为那边比较暖和，而妹妹是因为跟他感情好，非要跟着去。
　　李军兰一边指着破旧的房屋一边说儿子翟文志家里穷，否则也不会让亲生的孩子出去要钱，但一名中年妇女却不断给她使眼色让她不要说话。
　　另一边，8岁的“徐乙风”、6岁的“徐乙超”被徐克俭领回家后，也对家中摆设表现陌生，徐克俭给了徐乙超一个玩具车，而后让一个年轻人把孩子带离记者。徐克俭说，俩孩子的父亲徐辉是他的大儿子，因为家里穷才把孩子们带到南方卖艺讨钱，“孩子们过得很好，绝对没有受到虐待。”
　　此时的孟堂村很是怪异，村民们窃窃私语，甚至看着徐克俭疼爱孩子的样子偷笑。“我敢用人格担保，这4个孩子都是冒充的。”翟祥明说，徐辉、翟文志雇佣了几个孩子冒充自己的子女在外行乞，“真正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压根就没出去乞讨过，昨天我还看到他们在村里。”
　　但除了翟祥明，孟堂村再无第二个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4个孩子也坚持自己原先对外公布的身份，真伪一时难辨。
　　2月15日晚上，记者离开孟堂村后，4个孩子突然从孟堂村消失了。第二天，记者继续追查孟堂村4名乞儿身份真伪，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此时也赶到孟堂村，他发现4个孩子都已不见踪迹，立即叫来村支书徐汝峰。徐汝峰承认前一天送来的4个孩子都不是真人，刘志忠问为何隐瞒实情，徐汝峰回答因为媒体记者当时太多，不敢说。
　　对于这个乌龙，刘志忠很尴尬，但他辩解是因为此前在三亚时只核实了几个孩子的姓名，没有拿到照片比对，所以被骗。
　　“为何要骗记者说俩孩子是自己的孙子孙女？”面对记者的追问，昨天还信誓旦旦的徐克俭落荒而逃。“是他们自己叫我爷爷的，关我什么事！”徐克俭一边小跑一边叨叨，这场景引得村民们一阵大笑。
　　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在哪里？冒充他们的4个孩子真实身份又是什么？解救回来的另外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是不是也是冒充的？
　　有了此前的被动，太康县这回积极了许多，2月16日晚10点，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主动公布，经核实，这4个孩子确实是被冒名顶替了，均为杂耍老板徐辉、翟文志所为，目的是为了在乞讨过程中应付盘查。经核实，曹宇、张卫兵、于凯是真实的身份，包括这3名儿童在内的所有7名被解救儿童均由父母自愿口头或书面协议将子女租给杂耍老板，没有拐骗或拐卖的行为。
　　记者随后对这7名儿童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核实为何家长愿意签订这样的“卖身契”，以及是否如太康县公安局所说不存在胁迫、殴打乞儿的行为。
　　灵魂的解救远比身体解救艰难
　　在张集镇赵古同村，记者找到了假冒的“翟武帝”，他的真实身份是15岁的赵坤燕。再次见到记者，赵坤燕笑了，面无尴尬，对于被他骗过的警察、记者，赵坤燕觉得很搞笑，“太好笑了，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如果不是被发现了我就继续骗下去，骗到哪里是哪里”。
　　赵坤燕的家境尚好，家里新建了一座两层小楼，父亲赵永敬说，他认识常到赵古同村招收儿童的翟文志，2010年春节后，翟文志给了他3000元，将赵坤燕带去南方玩杂耍，到年中又给了他2000元。赵坤燕跟翟文志南下乞讨，去过广州、湛江、三亚等城市，在小旅社住下后，他就领着假的“翟唱唱”到街头卖艺乞讨，遇到盘查就自称兄妹。实际上，赵坤燕担当的就是跟在翟雪峰后面对乞儿监工的翟满响的角色，但他不承认自己打过“翟唱唱”。
　　冒充“翟唱唱”的是8岁的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行政村张庄村的刘甜甜。刘甜甜家境确实困难，住在窝棚内。母亲四川人，患有精神疾病，流浪到淮阳被刘甜甜的父亲刘中振领回家，生了3个孩子后又走丢了。刘中振智商较低，2年前，他在乞讨时认识了孟堂村的翟文志，翟文志提出帮他养一个孩子，扔下200元就把5岁的刘甜甜带走了。
　　刘甜甜板着脸，一如昨日的沉默不语。接着，记者在张集镇冯庄村找到了冒充“徐乙风”的7岁女童冯梦晨，她迎接记者的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跑远。
　　冯梦晨的母亲张霞解释，丈夫腰椎间盘突出多年，无法干活，为看病至今欠债2万多元，“穷得没办法”，3年前，冯梦晨被杂技老师介绍给徐辉，每月工钱1300元，夫妻俩就同意了。此后3年，冯梦晨就回来过两次，张霞每两三个月去银行取一次钱，每次都有三四千元。但她显然并关心女儿在外的处境，甚至坚信女儿在外没有受过虐待。
　　假“徐乙超”的真名是曹双全，8岁，张集镇曹楼村人，他的父亲曹可平今年57岁，母亲王两38岁，由于家境贫寒，曹可平45岁那年才娶回患精神疾病的王两。徐辉与曹可平喝了几次酒，让曹双全认他作干爹，跟着玩杂耍，每月还能赚1500元。曹双全欣然答应。
　　那么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又在哪里？徐辉、翟文志的家境即便从气派的住宅外观也可看出。
　　除翟武帝外，其余3个孩子都在家念书，其中翟唱唱因为家境富裕还在太康县城上学。翟唱唱充满纯真，她还不是很明白父亲翟文志带着她的替身们乞讨是好是坏，她说，她见过冒充她的刘甜甜，她希望刘甜甜也能像她一样坐在课堂里。
　　新民周刊对其余从三亚接回来的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他们的身份属实，不过并非此前所公布的与乞讨组织这徐辉有亲戚关系。
　　贫穷同样是这3个孩子家庭的共同特征，9岁的曹宇家在曹楼村，可谓家徒四壁，父母在外打工，几年未归，曹宇4岁时就被杂耍老板带出去了，几年下来已经赚了两三万元。10岁的张卫兵姊妹4个，父亲患有糖尿病，继母患精神病，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对于孩子的归来，爷爷显得有些五味杂陈。
　　反应最为强烈的当数于凯的父亲，这个贫穷的农民看到儿子被带回河南，不问孩子在外的遭遇，却心疼少了一笔收入，大声号哭：你回来了，我可怎么办啊？
　　徐辉雇佣梁庄行政村李瓦房村21岁的李卫芳在三亚帮助管理曹宇、张卫兵、于凯、冯梦晨、曹双全这5个孩子。她每月工资由前几年的1500元涨到了1700元，家中也用她的钱盖了新楼。李卫芳矢口否认对孩子们暴力胁迫，7个孩子也无一愿意跟记者深入交流，有孩子甚至提出要求，给钱就回答问题，但真给了钱，却又是谎话连篇。
　　孩子们的脸上看不到回乡的喜悦，一些家长甚至为家中少了一份不菲的收入对解救行动语带埋怨。
　　多年的乞讨生涯已经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知情者透露，暴力是杂耍老板们管理这些孩子的惯用手段，但孩子们被打怕了很难短时间内说出真相。
　　浑身伤痕的任芳芳是所有乞儿中少有的性格开朗的一个，在相处近一周后，她终于告诉记者，她恨翟雪峰，恨爸爸任尚田。
　　乞儿们的心理因行乞而改变，内心世界因此而封闭，可谓冷眼看世界，即便亲人之间也显得较为淡漠。
　　身体的解救容易，但灵魂的拯救绝非易事。
　　有了贫困做帮凶，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这场拔河变得更为艰难。
本文来源：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2-23/105522000762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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