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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接受本报专访。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专访张宝艳视频精剪 从十多年前创办全国首个面对被拐、流浪乞讨儿童的公益寻子网站至今，新任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帮助2300多个家庭团聚。 张宝艳表示，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有四五十个家庭团聚后，却因为过了追诉期无法对人贩子追究责任。她建议，对拐卖儿童罪的追诉期进行修改。 昨日，张宝艳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一个小细节帮助宝贝回家 新京报：从2007年至今，宝贝回家寻子网已经帮助2300多个家庭团聚，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张宝艳：实际上就是大家常说的“互联网+”。我们利用网络把有价值的信息收集到一起，分“家寻宝贝”和“宝贝寻家”等板块，进行分析对比。志愿者整理信息时问得特别细，父母姓名职业、家附近的建筑物，小时候经历的事等。比如一个孩子说，自己小时候特别调皮，有一次把家里纱窗给剪碎了，让爸爸打了一顿。结果，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小时候把邻居家纱窗给剪碎了，被我打了一顿。最后一核对，这个孩子就是他家丢的孩子。 新京报：志愿者在网站最初建立时就有吗？ 张宝艳：刚开始没有。那时大家对我们特别不理解，他们都认为找儿童是警察的事。有一次我进一个寻子QQ群，说我希望大家来把信息发布在这个网站上，结果我就被踢出来了，认为我是进去做广告的，进去骗钱的。我告诉丢孩子的家长，说我建了一个公益的网站帮你们找孩子，不要钱，对方就非常警觉，认为我们是骗子。 我爱人是老师，第一批志愿者就是我爱人的学生，有十几个人，他们到现在都还在。 新京报：现在志愿者发展到多少人？ 张宝艳：马上就29万人了。国内各个省份、各个地级市几乎都有我们的志愿者，美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也有。 创建网站源于一次“历险” 新京报：在人们普遍不理解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网站？ 张宝艳：挺偶然的。1992年，我看一个报告文学《超越谋杀的罪恶》，反映的是几个家庭儿童被拐，寻找过程各种艰辛。那个时候还没听说过谁家孩子被拐，我觉得挺可怕，就担心这种事发生在我4岁的儿子身上。结果过了两三个月，有一天我妈到我工作的银行告诉我，孩子在商场丢了。我头发都竖起来了，想孩子是不是被拐了，就一边找一边哭。虽然后来是虚惊一场，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对这个群体特别关注，只要是看到报纸、杂志上有报道，我就找到联系方式，给人家打电话去安慰。在安慰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有的家长都说不知道现在还有人贩子。于是我感觉应该给大家提个醒，我和我爱人就写了一个电视剧本，以我爱人为原型，塑造一个搞计算机网络的人建立寻子网站。后来，剧本没拍成，我们自己建了一个网站。 新京报：当时考虑过成本吗？ 张宝艳：当时想得特别简单。我想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支出，把这个工作辞了之后，把网站做好了，再重新找一份工作。 当时没想到这个事情能投入做这么多年。最初以为只有几百个家庭，后来很快发现有成千上万个，工作也越来越忙，忙到我和爱人两个人都支撑不了，2009年就聘请专职人员帮我们做。其实那时候开销也很大，一个月往外掏四五千块钱。那时候电话费挺贵的，有一次去福建泉州，电话费没了，我让家里人给我充300块钱，第二天早晨又没了，又充300块。 新京报：那个时候你们的捐款多吗？ 张宝艳：以前有一些企业想给我捐助，但是既然有人怀疑我目的不纯，我就不接受这钱。到2009年底，知道我们网站的人越来越多，信息也越来越多，当时北京一家企业的王总要给我赞助被我拒绝了，他就说大姐你这个观点不对，你做公益，不是说给你个人做的，你这个团队必须可持续发展，不然的话靠你自己，你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后来，我们开始接受社会捐赠，租了办公室，买了设备，网站才开始一点一点的扩大。 DNA数据库是认亲最好渠道 新京报：现在除了志愿者之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网站寻亲？ 张宝艳：2009年时，我们找孩子一年也就找十几个、几十个，都不够一个月丢的。我们就感觉应该从源头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那年的两会前，在一个活动现场把材料给了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呼吁追究拐卖儿童的买主。濮存昕当晚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没想到被拐儿童是这个状态，你放心，我会去共同推动这个事情。 后来，我们又写了一份中国被拐儿童犯罪调查报告，一位记者又据此写了报告转到公安部。当时，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就来电话，说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可以直接联系我。这太意外了，我们都很激动。陈士渠还加入了我们的QQ群，了解家长需要并出主意。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开始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4月下旬，公安部把我们请到北京座谈，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包括发现儿童失踪马上立案，马上侦查。很多被拐孩子认亲要做DNA，以前在哪儿解救的到哪儿去测，家长来回奔波负担挺重，我们建议做一个全国联网的数据库。结果，公安部不但建了数据库，而且所有的家长和孩子免费去测DNA。 说实话，公安部对打拐的重视程度确实是没想到的。 新京报：从2007年开始建网站到现在，你感觉拐卖儿童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张宝艳：变化太大了，当初只要是加我QQ的，几乎都是新丢孩子的家长，每天都有。现在很多地方警方把孩子失踪视同命案，经过这几年连续持续打击，新发案很少了。我们宝贝回家现在做的工作主要都是对积案进行攻坚。也有新增的资料，但基本都是以前丢的了。 新京报：在解决积案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张宝艳：公安部的DNA数据库，是让被拐儿童认亲的最好渠道，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用上。 新京报：拐卖儿童案还有社会土壤吗？ 张宝艳：有，买方市场的存在。如果不把买方市场打掉，肯定人贩子他还会铤而走险，因为有利可图。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已经对买主入刑了，对买方市场形成了震慑。 未来将带动更多人做志愿服务 新京报：今年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有没有带来关于寻子或者打拐方面的建议？ 张宝艳：有。我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对拐卖犯罪诉讼时效做修改，或者不设诉讼时效。我国对刑事案件的追诉期最高是20年，但很多儿童被解救是在二三十年之后，当初，警方只有在有证据表明孩子被拐卖时才给立案，但绝大多数家长找不到证据，所以这类案件基本都是按照走失处理，没有立案，因此现在都过了诉讼时效。这些家庭明知道是谁干的却没法追究，这不公平。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就有四五十个这样的例子。另一个建议是希望国家加大对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 新京报：作为人大代表，未来5年将如何履职？ 张宝艳：我是一个公益团队的负责人，以后精力将集中在志愿服务方面，让宝贝回家志愿者团队向更多的公益项目发展，带动更多人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代表，也将主要关注这一领域，并就此提出议案和建议。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