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记者 武月华 报道)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司法解释，明确了“偷盗婴幼儿”、“阻碍解救”等法律概念的涵义，使加大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更加有章可循。 杜书峰，一位寻子21年的母亲，听说了条消息，再次给北京时间记者打电话，希望在新的法规颁布之后，我们的报道能够帮帮他们。 今年11月末，北京时间记者在河北邢台见到杜书峰夫妇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了艰难的21年寻子路程，这背后的煎熬与坚守让人动容：为了省钱，杜书峰夫妇在寻子路上时常露宿街头，既遇到过好心人捐助，也遭遇过骗子欺诈。而随着采访的深入，北京记者发现，有一批走失儿童的家庭与杜书峰家庭相似，虽然孩子丢失的场景不同，但他们遭遇的心理煎熬和家庭变故却是共同的。 三岁男童家门口失踪 家人至今无法释怀 在杜书峰位于河北邢台平乡县丰州镇的家中，寻子启事随处可见。今年54岁的她捡起一张印有儿子婴儿照的寻子启事递给记者，照片上的黄贺猛白白胖胖，甚是可爱。 (带有黄贺猛婴儿照的寻子启示) 杜书峰家的老宅在4公里外的黄里马村，1995年2月6日上午，杜书峰夫妇在自家院子里和邻居聊天，3岁的儿子在家门口附近玩耍。“我的视线应该一直在孩子身上的。”杜书峰说话的语气里带着愧疚。她说，当天自己先是回屋帮邻居找东西，之后又聊了一会儿，不成想这之后孩子就不见了。 起初杜书峰夫妇并不相信孩子丢了，以为他只是去了别人家，但当他们在村里挨家挨户寻找未果，心里开始发慌，报警后，仍然没有任何关于孩子的线索。 时至今日，杜书峰仍对孩子的丢失无法释怀。“在那个年代还没听说过有丢小孩的，在那一带我家还是第一个，要是知道孩子会丢，我的眼睛一刻也不会离开他的。”因为孩子丢失，杜书峰曾在无数个夜晚偷偷哭泣，夫妻二人也经常相互指责当初为何没有看好孩子。 “今生我一定要找到你，否则我良心不安。”杜书峰的这句话，道出了坚持寻子21年的原因。 额头疤痕成寻子唯一线索 只为再看一眼孩子 在杜书峰的记忆里，黄贺猛额头左侧有一个小疤痕，孩子抬头时能看到一个小坑，这就是她寻找儿子的唯一线索。杜书峰夫妇认为孩子可能会被拐走继而被收养，因此经常打听邻村或者临县谁家收养了孩子，然后上门，但多数情况都吃了闭门羹。 在孩子刚丢的那年，他们听说邻村有人收养了一个男孩，年龄、特征和收养时间都跟黄贺猛很像。夫妻俩立即赶过去，但对方以孩子不在家为由，把他们挡在了门外。虽然后来又听说那个孩子与黄贺猛年龄不太相符，但为了亲眼验证，夫妻俩还是再次上门，却发现对方已经搬家。 在当地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后，杜书峰夫妇决定到省外寻找，而且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每到一个城市，夫妻俩都会将寻子启事挂在身上或摆放在汽车站、火车站等人流量密集的场所，希望能引来路人关注，从而获得儿子的线索。 (杜书峰在山西太原车站寻子) “其实找孩子的目的并非是要将他留在身边，我已经错过了他的成长，他可能被别人抚养成人，今年24岁了，我们只想知道他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哪怕远远地看一眼也好。”杜书峰说，她的愿望其实很简单。 杜书峰夫妇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务农，非常微薄，虽有一些好心人的捐助，但他们的生活仍是捉襟见肘。“我们出去找孩子，住的都是最便宜的宾馆，有时候露宿街头。”杜书峰说。 现实版电影剧情 寻子心切被人骗钱 为了找儿子，杜书峰夫妇从不放弃哪怕外人看来毫无价值的线索，而这也让他们成为骗子的猎物。 2004年杜书峰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称其邻居家收养的孩子和黄贺猛很像，他让杜书峰打5000元钱，就把孩子的照片给她。 尽管亲友劝杜书峰夫妇先确认孩子身份再给钱，但夫妻俩为了不放弃线索，还是把借来的5000元钱打给了对方。然而收钱后对方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夫妻俩报了警，但警方没能破案。 (杜书峰街头寻子) 杜书峰说，他们这些年对类似骗子早有了戒心，但今年却又上了一次当。为了方便寻子，他们今年5月卖掉了所有值钱的家当，又借了5万块钱买了一辆面包车，和其他几名自称走失儿童家长的老乡一起踏上了寻子路。 途中面包车发生故障，一名老乡建议找人捐款修车并帮助募集了2万多元，但最终这名老乡拿着钱和其他人一起不告而别。事后，杜书峰夫妇怀疑对方是有计划的行骗，他们多次给对方打电话、发短信和微信，但始终没得到回应。 苦心家长结伴寻子 充满自责也满怀期待 在多年寻子路上，杜书峰夫妇结识了很多遭遇类似的家长，大家经常结伴外出寻子，相互支持鼓励。每个孩子失踪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在上学路上、商店、街道玩耍时丢失，有的在家被人强行抱走，有的在村中被人贩子拐走，但相同的是，大部分家长苦寻孩子却没有结果。 (今年11月杜书峰和其他家长在街头寻子) 今年37岁的朱晓东也是一名寻子家长，他家距杜书峰家不到4公里，位于平乡县丰州镇田禾村。朱晓东已经寻子6年，他还有两个女儿，丢失的是小儿子朱嘉硕。 (朱晓东街头寻找爱子朱嘉硕) 朱嘉硕出生于2008年农历二月十一，2010年农历六月，朱晓东和妻子带着两岁的儿子参加庙会，在回村的路上，孩子跟在父母身后，“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朱晓东的妻子伤心不已，在孩子失踪三个月后离家出走，丈母娘留给朱晓东一句话，“找不到孩子，你就别再见我女儿。” 多年来，朱晓东一直后悔不已，“都怪我当初没有看好孩子，如果我当时能够拉着他的手或者让他走在我前边，孩子也许就不会丢了。”每当想起儿子，朱晓东都会陷入懊恼和自责，他甚至希望已经长大的孩子有一天能够自己找回家。但六年时间过去了，他既没有找到儿子朱嘉硕，也没再见过妻子。 (朱晓东的寻子启示) 被拐9年如何成为幸运儿，坚持加运气? 在寻子过程中，杜书峰和其他家长建立了寻子微信群和QQ群。据北京时间记者了解，群里的走失儿童家长有五百多人，但几年下来，只有三四人最终找到了孩子。家住西安的程竹无疑是幸运者之一，经过多方努力，他在2015年初找回了被拐九年的女儿。 今年43岁的程竹和妻子是湖北人，在西安打工。2005年10月，他们6岁的女儿程颖在放学路上失踪，程竹夫妇随即报警，但并没有找到线索。 此后，夫妇二人开始寻子，他们买了辆微型面包车并成立了寻子联盟，联系几位同样丢失孩子的家长一同上路，哪里有线索他们就往哪开，几年过去，他们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 程竹说他前后接触过3000多名寻子家长，而其中只有十多人找回了孩子。他也见过很多家长在孩子丢失后生活痛苦，“一个家庭丢失一个孩子，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无数个家庭因此而破裂。” 2014年底，一位网友看到程竹女儿程颖在网上发布的寻亲贴，而因网友对程竹的寻子经历也有所了解，最终帮助父女俩在网上取得了联系。2015年1月，程竹和警方一起找到了女儿养父母家，并通过DNA鉴定确认了孩子身份，程颖最终回到了父母身边。 公安机关随即对涉嫌拐卖儿童和非法买卖被拐儿童的嫌疑人实施了抓捕，程颖的养父母和将其卖给养父母的男子全部落网。而当年拐走程颖的女子，仅因自己不能生育但又想弄个孩子，于是在学校门口随机下手，此后该女子的丈夫又以一万元的价格将程颖卖给了她不能生育的养父母。 遏制拐卖法律不断完善 找寻儿童应遵守“十人四追法” 关于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失踪儿童，媒体报道出入较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相关权威完整数据缺乏，有关部门未对外公布过明确数据，但失踪儿童数量确实非常庞大。 王大伟表示，孩子失踪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孩子自己走失，另一种是孩子被人贩子拐卖，通常情况下，孩子走失，继而被拐卖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说，在被拐儿童中“待遇最好”的，是被一些无子家庭收养的，这一比例也相对较大，但也存在一些女童被收养后做了童养媳或被逼进行色情活动，还有些被拐儿童甚至会被虐待致伤残并被强迫乞讨，成为犯罪分子谋利的工具，而最严重的情况，孩子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王大伟认为，儿童被拐现象在我国屡禁不止，其背后既有文化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同时还有犯罪成本因素。他表示，人贩子拐卖一个儿童，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而其犯罪成本相对收入来说并不高，此外买卖儿童市场需求旺盛，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为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就加大了对偷盗、拐卖妇女儿童的惩治，同时增加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处罚力度。修正案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删去了原来法条中的“免罚”。王大伟说，“收买即犯罪”会让抱着侥幸心理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家长意识到，非法收买儿童不仅会人财两空，还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而今年刚刚公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指出，利用监护人或看护人疏忽，对婴幼儿采取欺骗、利诱等手段使其脱离监护人或者看护人的，视为刑法规定的“偷盗婴幼儿”;规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排查来历不明儿童或者进行解救时，将所收买的儿童藏匿、转移或者实施其他妨碍解救行为，经说服教育仍不配合的，属于刑法规定的“阻碍对其进行解救”。 而对于婴幼儿家长，重点则应放在预防孩子走失。王大伟告诉北京时间记者，“家长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到预防上，因为孩子一旦丢失，再找回来的难度非常大。” 他表示，家长应在孩子3岁左右就教会其识家并学会自我救助，应该告诉孩子一旦走失，他们应尽量待在原地不动，等待父母寻找。对家长来说，孩子走失之后要快速广播，并启动“十人四追法”，即母亲原地不动、父亲发动10名亲友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寻找。除此之外，还可以报警，寻求公安机关帮助，寻找孩子需要社会多方的共同努力。 应对走失 健全社会搜寻体系是关键 绑架、拐卖儿童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应对而儿童失踪。 美国有两大失踪儿童干预系统，“亚当警报”和“安珀警戒”系统。全美超过89000个公共场所，包括超市、商场、游乐场等都配备“亚当警报”系统，一旦有人报告称自己的孩子走丢，该系统便启动，场所内所以出入口将被封锁，若工作人员在十分钟内没找到孩子，就会立刻报警。 “安珀警报”则是美国所有州都在使用的辅助搜救计划，当警方收到具有一定紧急程度的报警时，当地所有电视、广播和公共显示屏都会发布有关失踪儿童的信息。通过“安珀警报”系统，数百万人能在警报发布几分钟内收到信息并辅助搜救，这两个系统配合上其他公共体系，使美国失踪儿童的找回率显著提高。 英国的儿童拯救报警系统与美国类似，一旦18岁以下的儿童失踪，警报马上传到电台、电视台以及各类媒体，即便在首相或其他重要人士发表讲话期间，电台和电视台也必须立刻插播寻人启示。而法德等欧洲国家也有类似应急体系。 在中国，吉林的张宝艳夫妇于2007年创办了“宝贝回家”公益网站，专门帮助家长发布寻找失踪儿童信息，而随着互联网企业近年来纷纷设立寻找失踪儿童或寻亲平台，中国版“安珀警戒”体系也在逐渐形成。 2015年启动的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以及今年5月15日公安部推出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均运用了“时空”(时间+空间)推送规则和“多APP响应”扩散机制，目标是尽快找回失踪儿童，形成群防群治。 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只要有儿童走失信息发布，当地公安机关便会进行研判，若认为需要发动群众搜集线索，就会让打拐民警在信息群里发布。该系统与新浪微博、高德地图等应用建立了合作，用户可收到有关失踪儿童的自动推送信息，推送覆盖以儿童失踪地为中心100公里、200或300公里、最远是500公里的范围。用户可在手机上接收这些信息，一旦有线索就可以和警方联系，帮助寻找失踪儿童。 11月20日，杜书峰、朱晓东和其他11名走失儿童家长冒着寒风，站在山西太原的街头手举寻子启事，为找寻失散多年的骨肉做着不懈努力。 就在我们的报道要发出的时候，杜书峰又从河北老家出发，坐火车、坐汽车，到山西、到北京，继续着她的寻子之路，为了她那“今生我一定要找到你”的信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