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09月20日新京报
在南京警方解救的40名被拐婴儿中，有10名被贩卖至山东郯城县。目前，在郯城仍有17名婴儿还未被解救。《扬子晚报》供图
硕硕3岁，刚住进南京儿童福利院。
和平常小孩不同，他是名被贩卖的男童。出生10多天时，他被人从云南长途贩卖到山东郯城。
9月6日，南京铁路警方宣布，破获以沈玉州和郎春燕为首的“5·25”特大贩卖婴儿案，抓获47名涉案人贩子，解救包括硕硕在内的40名被贩婴儿。
警方发现，如今的贩婴团伙组织化日渐成熟。并且贩婴有形成“产业”的趋势，在云南各别地区，出现产妇主动预约人贩，卖儿谋利。
而买来婴儿的父母交纳一定社会抚养费后，便能为婴儿申报户口，这也为警方打击团伙贩婴带来了新的难度。
襁褓时，他们被卖
硕硕刚被卖到郯城时全身腐烂。“收养”硕硕的麻英娟至今仍记得孩子被抱来时的情形。“他才10天，从后背到屁股，大片大片地溃烂，总是一个劲儿地哭。”
麻英娟是郯城何围子村村民。她在2004年，花2万元从当地人贩子手中买来硕硕。麻英娟的婆婆说，由于孩子太小，经不起斜穿中国的长途旅途，所以皮肤才会溃烂，“而且没有奶吃，抱他来的人说，自打出生后这孩子天天就只喝点葡萄糖水。”
南京铁路警方抓获“5·25”贩婴案犯罪嫌疑人郎春燕时，就是因为发现她在火车上不给婴儿喂奶。婴儿啼哭不止，郎春燕只是随便地喂一些奶瓶里的水。警方起疑后，将其控制。
经审问，郎春燕承认，自2005年起，她先后16次从云南个旧和元阳等地的人贩子手中购得27名尚未满月的婴儿，再坐火车运送给生活在郯城的丈夫沈玉州。沈玉州通过10名当地人贩子将婴儿们各自卖出。
郯城马圩村左佃芳买来的男婴比硕硕大些，有25天。郯城的樊青明(化名)购买的女婴只有15天。
樊青明说，“收养家庭大多希望儿童年龄越小越好，即使营养费高也在所不惜。因为孩子越小，越容易对养父母有感情。”
主动卖小孩获利
被贩婴儿年龄小的原因还在于，越小价格越高。
王金玲，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她曾在2004年到贩婴源头云南的一些村落去调查，她发现被贩婴儿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被拐骗的孩子，另一部分是一些贫困的人家养不起孩子，主动将小孩卖给人贩子。
“而在三四年前，情况又发生变化。”王金玲说，当地的年轻夫妇开始主动寻找人贩子，谈好价钱后，夫妻开始怀孕，人贩子则利用10个月的时间寻找买主，“所以产妇刚在医院分娩后，人贩子就把孩子抱走，卖给下家。”
这次被南京警方抓获的人贩子“黄老倌”和“小白”就是主动卖孩子的人。
今年4月，“黄老倌”以12000元的价格将亲弟弟的双胞胎男婴卖出；“小白”则将亲生儿子和外孙女卖得赃款12000元。
“大部分被拐婴儿，都可能是亲生父母自愿卖给人贩的。”元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名负责人在接受《都市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此类犯罪活动当地并无报案。
他介绍说，元阳与周围其他县市的交界乡镇，大多比较偏远贫困，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存在。“有些家庭一连生了几个孩子，如果都是女孩，就有可能不要。”一些拐婴儿家庭，他们主观上并没有“生子获利”的想法，而是因为超生或想男孩的原因，才将亲生子女卖出。
在王金玲所著的《跨地域拐卖或拐骗》报告中对贩婴的流出和流入也有所阐述，云南与广西为最主要流出地；浙江、山东、安徽、福建以及江苏为最主要的流入地。
王金玲说，之所以有人主动将自己的婴儿卖出，还在于高额利益的诱惑刺激。云南当地一些村落中，一人一年的平均收入是1000元。“而卖掉一个孩子得3000元，男孩甚至能卖到5000元。”
9月6日，南京铁路警方在其提供的新闻通稿中剖析的利益分成是：出售一个男孩，人贩子可获利500元到5000元；二级人贩子转手倒卖，可获利2000元至3000元。
买儿防老
麻英娟家中只有女儿，她实在想要名男孩。“农村家庭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谁家没男孩，村里的人都会看你笑话。”
于是，麻英娟买来了硕硕。
左佃芳的情况和麻英娟类似。她也曾梦想有一个儿子。
2006年9月，左家通过一个熟人，花了两万元钱，“领养”了一个男孩。“回家前，先进了医院，因为孩子缺氧，住院治疗就花去了1700多元。”
此次，从云南贩卖到郯城的27名婴孩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女婴。红花乡马圩村村支书说，买女婴是为了防老。
他解释说，农村家庭如果只有独生子的话，将来儿子结婚，便要养4个老人，负担太重，所以，有些家庭会选择再买一个女儿，“这样可以把负担分摊。”
有人买婴儿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农村出现了一些没有配偶的大龄男青年，他们为了养老，也会考虑买个小孩。红花乡马圩村村支书证实“邻村就有这样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离红花乡马圩村不远的外岩村，共有村民800多人，其中有40多名年过30的男性找不到配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解释，当地男女比例的失衡的原因在于，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若为男孩，就必须实施绝育手术；第一胎若为女孩，则可以再生一胎。
“这样，女孩出生的比率就会比男孩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