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0日，电影《失孤》首映日。当天上午，山东聊城，45岁的农民郭刚堂参加了当地影城组织的观片会。
此前，郭刚堂觉得他是不会再流眼泪的，他要流的泪，这些年似乎都已经流干了。寻子18年，这个45岁的山东男子骑着摩托车行程逾40万公里，辗转全国各地，他把他近年的骑行之处，在地图上标注了红点，红点密密麻麻地延伸，几乎遍布了除西藏、新疆外的所有的省份。
昏暗的影院，屏幕上，天王刘德华扮演的寻子农民雷泽宽，身着一件破了洞的卡其色夹克，胸口揣了个破旧的黑色公文包，骑了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埋头疾驰在公路上，三面寻子大旗在他的摩托车后座呼啦摇曳。
郭刚堂觉得天王演活了他。那旗子一飘，他就觉得自己受不了了。怕影响观众，在靠着影院过道的灯光黯淡处，他扶着墙站了一会儿，哭了。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才回到座位上。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
失孤
孩子被拐了以后，郭刚堂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一趟脱离轨道的列车，他已经彻底脱离了原来那种正常的人生轨迹了。
电影中，井柏然饰演的儿时被拐的小孩曾帅成年后找到身在四川的亲生父母时，村里的人们蜂拥着，往前走，包围了曾帅。扫过的慢镜头中，刘德华饰演的雷泽宽停在原处，悲喜交加、纠结、伤心、无助等几种表情交织，最后，他浑身颤抖，哭得像个孩子。
这是最打动郭刚堂的一个镜头。郭刚堂觉得，自己一下子被击中了，他与刘德华未曾谋面，但他觉得，“天王是有一定的在社会底层的生活阅历的……他能把我十几年的风风雨雨，都表现在那一刹那。”郭刚堂再也憋不住，趴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泪水决堤，久久未能抬头。
郭刚堂有时想起来，他曾经过的那段安稳的日子，遥远得像一场梦。
郭刚堂的家位于山东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李太屯村，上世纪90年代，当地已经有了不少生意可做。1993年，23岁的已被称为农村大龄男青年的郭刚堂经人介绍，与当地农村女孩张文革结了婚。郭刚堂觉得他是幸运的，以后他下地干活，有了个伴。
婚后，这个能干的农村男青年开着拖拉机卖了三年的白石灰。他的生意做得不错，那时的他已经有了5万多存款，以及两辆拖拉机；他还承包了12亩地，其中五六亩种菜，妻子张文革在侍弄，“加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有七八万元的资产了，我们那有些人结婚十几年也不如我三四年干的时间。那时候别人都挺羡慕我的。”郭刚堂回忆。
1995年4月4日，儿子郭振(又名郭新振)出生。郭刚堂后来每次讲起来那段日子，都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时光，妻子乖巧体贴，儿子聪明懂事，家庭和美。
1997年9月21日下午，郭刚堂人生改写的时刻。他后来想起来，那之前两三天他都过得“特别顺”，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他的白石灰卖得比以前都要快，卖了两车。跟往日一样，下午六点多他卖完白石灰回家，就看到他的家门口团团围住百十来号人，“当时心里很紧张”。这时，他的一位堂叔拉着他说，“小六(郭振的小名)被人贩子偷走了！”
郭刚堂当时只觉得天都塌了。他和妻子当即就给乡亲们跪下来了，请他们帮忙找孩子。
晚上7点左右，他报了警，四五百名乡亲们则出人的出人、出钱的出钱，分组出发，到各个路口、汽车站、货车站去找郭振。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郭刚堂的故乡民风淳朴，他此前从未听说过孩子在家门口玩耍就被拐的事情。出村有一条笔直的土路，出事那天下午，至少有两位郭刚堂的乡亲目击到郭振的踪迹，他们后来的回忆拼凑出来的是，人贩子是个女的，是跟着该村一位住户进村的，“20多岁，身高1.65米左右，扎独辫，眼较大，眉较浓，耳垂上穿过孔，未戴耳坠。”人贩子走在最前面，小郭振一边用小棍子点着路玩，一边跟着她走在后面，乡亲们叫着郭振的名字跟他打招呼，小郭振歪着头笑了笑，继续跟着人贩子往村外走。
四五百位乡亲就这样一直找孩子找到了那年的大年前夕。当地警方跟这个案子，也一度跟了小半年。但是奇迹没有出现，郭振音信杳无。妻子张文革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茶饭不思，以泪洗面，“只要家里来一个人，她就会不停跟人下跪，求人家帮忙找孩子。”郭刚堂说。
在出事前，2岁半的郭振只要一听到笃笃笃地拖拉机的声音，就会往家门外跑。郭刚堂的拖拉机刚一停稳，他就用小手扒着拖拉机的车门，伸开小胳膊说，爸爸，抱！郭刚堂就抱起小小的他来，举过头顶。这个情景在以后的数年间，无数次地闪回在郭刚堂的梦境中。这是小郭振刻在他脑海里的模样。
孩子不见了的一个月内，他的体重从149斤急降至110斤。两个月间，他的头发大半都白了。
儿子出事前，郭刚堂雄心勃勃，他一心要把小日子过得红火。那时他的人生规划是，干了几年后，也就可以不开拖拉机了，“开个个体工厂之类的，都不用去贷款的。”那会儿他每次出门，都是唱着歌出去的，每次妻子都会抱着儿子郭振，送他到家门口。
孩子被拐了以后，郭刚堂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一趟脱离轨道的列车，他已经彻底脱离了原来那种正常的人生轨迹了。
路上
“只有在路上，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父亲。”
“我找儿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找不到，一种是找得到。我只要放弃一天，结果就只有一种，找不到孩子。我没有选择。”3年前，导演兼编剧彭三源来到郭刚堂家呆了一天，这句话，郭刚堂也是这么跟彭三源说的。
他的路，就只有一条，找孩子。
1997年的大年，在外面奔波一圈的郭刚堂回了趟家。他不知道那个年是怎么过的。大年刚过完，他就骑着摩托车上路了。最一开始是在家门口附近的地方找，慢慢地一点点向外扩散。
1998年的初夏，他开着摩托车在周边百十公里外的乡镇转悠，后座上坐着妻子张文革，夫妻俩一边去农村卖热水袋，一边打听情况，当天往返，“两个人身上都有劲，还能说会儿话。”
也是在这一年，郭刚堂独自骑着摩托车去更远的地方寻子。他骑行的第一趟远路，是开了4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到了河北邯郸，他连寻呼机都没有，跑到一个公用电话处打电话回家报平安。结账时，管电话的阿姨跟他说，孩子，我算是听出来了，你是出来找小孩的，阿姨也帮不上忙，我有退休金，你只要来邯郸，我就能管你一顿饭。
那一趟，他找了两个多月，一点收获都没有。
1999年之后的近三年间，郭刚堂陆续给亲朋好友及他们的熟人先后邮寄了8万多封寻子信，一封一封地粘好，寄出。就算是大海捞针，也要一点点去捞，他这么琢磨。
年轻时，郭刚堂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一路骑着摩托车寻子后，他随身揣了一个本子，怕自己遗漏一丝一毫的线索和细节，也怕错过好心人的帮助以及历年向亲朋好友的借款，本子上光借钱的账目，他就记了好几页，从10斤鸡蛋到数千元不等。
在长达的数百天的日记里，郭刚堂诉说着对儿子的思念，钢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你是否记得爸妈在闲暇的晚上带你去赶夜市，爸让你坐小汽车？你是否记得百货大楼北宾馆上的大老虎？孩子你是否记得鲁西商厦上爸妈带你坐电梯？你是否记得爸妈带你在环城湖上划船？你是否记得咱家的东边有飞机？天上的隆隆声响，你就知道有飞机……”
“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父亲。”刘德华在电影里这么说。面对导演彭三源，郭刚堂就是这么说的。
但无法预测的是骑行的危险。有一次是2010年，骑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时，大雨如瓢泼，他在柏油公路上正常骑行之际，前方行驶的卡车上突然掉下一块大石头，直接砸在摩托车的前轮上，他完全没有防备，直接给摔懵了。直到一位大姐将他叫醒，他才发现他的右膝盖往下全是血，肿了一个鸡蛋大的包，他转到一个老乡家里，养了7天伤。
也是在那一年，他骑行到河南，迎面一辆装着树苗的车，树枝穿进了摩托车后座寻子旗的破洞眼里，挂住了，带着摩托车往后一拉，他连车带人摔倒，破了胳膊肘，也没想到去拍片什么的，只是连着好几天都想吐。那次算长了个记性，后来他将钢筋质地的旗杆换成了竹竿，“旗子一旦被什么东西带到，骑车就麻烦了。最好的就是湖北咸宁的竹竿，能弯360度，都不折断。”他后来在咸宁买了七八根竹竿备用。
有一次骑到一个大城市，他好不容易在繁华处贴好了寻子启事，城管上来就说，这里不让贴，快撕掉。他又亲手一张张刨掉，刨到手指肚里出了血。启事都撕下来以后，他不由得埋怨自己，默默流泪。
还有一次是，骑到云南的一个山区，他加完油，发现自己被两名骑摩托车的人盯上了，其中一个年纪轻的人说，哥们，大过年的，借点钱花呗。他掏出钱包，拿出身份证，递上去。后来跟上来的一个年纪大些的人，拉着他的寻子旗看了看，跟同伙说，他的钱你也抢？又把钱包还给了他。
再有一次开到滇川交界的内宜高速公路上，被四川高速交警队的两位交警拦住，他们跟他说，高速上是不能骑摩托车的。但在打量了他的寻子旗后，两位交警开着两辆警车，一前一后地带路，送了他几十公里，把他带下了高速。其中一位交警还在他的本子上留言，“苦心人，天不负”。
后来郭刚堂想来，他觉得，那次警车一前一后地带路，是他寻子路上，“最牛的一次。”这个片段，被导演彭三源搬到电影里，稍有不同的是，细节做了处理，变成由梁家辉饰演的交警悄悄在地图里给刘德华塞了200元钱。
有没有连自己都坚持不下去的时刻？2011年有一次，骑到大别山时，天降大雨，恰逢在两山夹击的风口处，风雨如注，狂风发出呜呜的轰鸣。而柏油路路面打滑，大风把他摩托车后面的两面大旗都吹得拉直了，郭刚堂使劲儿顶着摩托车上山，他发现根本顶不上去，而不走的话，更危险。他觉得他的脑子转不动了。
僵持之下，狂风吹倒了摩托车，也差点将他顺势卷下山去。路边有一块直径一米多的大石头，他就顺势趴在大石头上，抓住了。他往山下一看，差30厘米不到，就是悬崖了。郭刚堂觉得，可能这回天就是想把他的命收上去了。一念之间，他就想往下跳。也许那样就解脱了。
那两面寻子旗，右边的一面已经倒了，左边的一面离地仅六七十厘米，在风中噼里啪啦地响。呜呜的风声中，右边的旗子上，小郭振歪着圆圆的小脑瓜，眼神纯真地看着他，仿佛在说，“爸爸，我不是一直在这儿陪着你吗？”郭刚堂在那几秒钟闪现的念头，就又收起来了。
他趴在大石头上停了一会儿，用一根绳子将一米多外摔倒的摩托车拽到了石头后面，躲风，等风小了一点，雨势也小一点，他又骑上摩托车，往下一站开去。
这种信念如黑暗中灯火的微光，从未熄灭过。“我骑上摩托车的时候，每次都会想，这次上车，差不多就能把他找回来了。但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失望。”郭刚堂说。
较劲
前路漫漫，等不到那个结果，他没法死心，那折磨也就无法结束。
聊城，为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之地，自古就被称为武术之乡，中等身材的郭刚堂自然小时候也练过一点武术。高中时代，同届学子没人扔铁饼扔得过他，硬要发生肢体冲突什么的，他心底里倒是不怕的。
但是骑摩托车寻子后，他出门常带着两根钢管，直径约一元硬币大小、长80厘米，白天拧起来做摩托车支架，晚上拆下来就抱到怀里，防野外的野狗、猛兽，也防那些恶意挑衅者。
之前他是没怎么在野外睡过的，除了在农村浇地时节睡过一两次地头附近之外，但也离家不远。包里通常就放一两件衣服，最长的一次他在外地骑行了半年，他胡子拉碴，面容落魄。他已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要收拾的必要。
但长期寻子无果，有一段时间，他感觉自己日益焦灼，很恐惧见到人，“没力气，也不想应付人，不愿意和人打交道”，他晚上就尽量不在城镇歇息，他更愿意晚上去那些别人不敢去、不愿意去的地方过夜，桥洞、寺庙、果园或坟地。
十多年骑行在路上，感觉是怎样的？很多次，他是一边开着摩托车，一边默默流眼泪的。前路漫漫，等不到那个结果，他没法死心，那折磨也就无法结束。
2010年的一天，他从聊城老家出发，找孩子，骑摩托车途经济南，开到经十路路口附近，好多人从客车的玻璃窗里探头探脑，打量着他那两面迎风摇曳的寻子旗，交头接耳地对他指指点点说，看，这个男的是在找孩子呢。
他那时感觉，“很无助”，心里仿佛有一块塌陷了。那种煎熬，没有尽头。心中酸楚，泪水止不住，前方变得模糊了，他咬牙一直往前骑，过红灯居然也没停。
也有些时候，他得到了一个线索，往目的地赶过去，最后却发现自己其实是在茫然地骑着摩托车前行，直到三四天后，他骑不动了，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早已经过了那个目的地了，“从那种状态里脱出去以后，才又掉头，开回去。”
还有就是那些无处纾解、无人诉说的愧疚与苦闷，如影随形，如潮水般，一波波漫过他的全身。郭振的名字，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他家的一个禁忌。骑到外地时，他也想家，有时候会找个公共电话，向家里报声平安，他不会主动说找郭振的事儿，不说就表示没等到那个结果，所以也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家人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不要出去了”，妻子当然也不会主动询问那个结果。这是多年的默契。
这么多年来，家里地里的浇水、施肥都是哥哥、姐姐等亲戚帮忙的，他只觉亏欠。有一年，他从外地寻子返家，他想给妻子一个惊喜。结果回到家，他发现身怀七八月身孕的妻子挺着臃肿的身子，一个人站在灶台边，蘸着一碗酱油，啃馒头，酱油碗里只漂了一点油花，旁边还搁着一碗玉米糊糊，那个场景，多年后他都记忆犹新。他只觉眼中酸涩，跟妻子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就躲到一边去了，他连眼泪都流不出来，“觉得心如刀割……”
还有一年的夏天，中午2点多，他骑摩托车到了连云港靠海处，倍觉苦闷，便停好摩托车，一头扎进海里游泳。他感觉身子跟海水接触了，海水一浪一浪地漫过来，微咸的海水灌到他的鼻子里，他呛了几下。他感觉自己就属于大海。他什么都不想，那些缠绕他的苦痛，仿佛也都不见了。他一直往前游，4个多小时以后，才上的岸。那辆插着两面寻子旗的破摩托车，也没人要，孤零零地在等他。
那个晚上，他在海边睡了数日来第一个好觉，那晚的睡梦严严实实的，次日才发现被蚊子咬了一身包。
他年轻时候的梦想是去当兵，最好是去海军，最终未能实现。那些梦想，在现在的他看来，是飘渺的碎片。后来他常常会想，假使当初，“走上任何一条路，人生都不会如此。”
“从27岁到45岁，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十几年，我完全耗在这个事情上了。”郭刚堂说。
总有人问他，能放弃吗？“已经出去了，就不会这样想放弃不放弃的问题。就像亲人得了癌症，你依然会四处求医，这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吗？这就是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寻子也是这样的。”顿了顿，他感觉到自己其实挺矛盾的，又说，“其实有很多次想放弃自己，这就是自己和自己在较劲。”
最能让他静心的方式是，在老家，就坐在东昌湖边，春来湖畔姹紫嫣红，桃李盛开，但他毫无感知，只望着一面湖水发呆，有一次，他在湖边，从早坐到晚，心情如水面一般，逐渐平静。“看海也好，看湖也好，就是有点后怕。对自己有疑问，怕自己会不在正常人的频率上了。”郭刚堂说。
真相
《失孤》的官方微博公布了郭刚堂的联系方式后，他接到的电话明显多了很多。
不管何时，只要一接到电话，郭刚堂就能感觉到自己的那种明显的亢奋感，他在电话里通常是和风细雨般的语气，“没信息，就失落。哪怕是骗子给你打个电话，说明也有信息在传。要是隔一段时间，如果连一个电话都没有，那就表示你没活干了，就表示连骗子都不愿意骗你了，你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数年来，他那些冉冉升起的希望，已经无数次地如肥皂泡般地破灭掉。“这么多年，我觉得跟郭振就隔了一层纸，模模糊糊的。他突破不了，我也突破不了。”郭刚堂思及此处，神情颓然。
而他所感受到的寻子历程，很多时刻，是密布着复杂的真相的。2010年左右，有好心人提供了一条线索。孩子是被山东临沂市蒙阴县的养父母收养的，十一二岁就出去打工了，没读过什么书，当年差不多十五六岁大，与郭振年龄相符，且孩子左脚有块伤疤，跟郭振伤疤的位置大致相同。左脚的伤疤是郭振最大的一个外表特征之一，那许是这么多年来，郭刚堂感觉他最接近戳破那层纸的时刻。
当地警方让郭刚堂等着DNA 比对结果，本来是中午12点前就会通知他的，结果郭刚堂等到了下午4点，才得到结果。后来他才知，警方上午就比对出来了结果，并不符合，但秉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又重新比对了一次。
郭刚堂坐在小板凳上，听到警方宣布的这个“不符合”的结果，他浑身发抖，眼泪像断了线般，默默往下淌。妻子抱住他的头。母亲则说，孩子，你难受，就哭出来吧。
郭刚堂没出声。他还不死心。过了一会儿，他说，咱明天还是去一趟吧。
次日，他就和妻子、兄弟等亲戚去了孩子打工的淄博市淄川区。在当地一个七八平方米左右的水泥厂的工棚里，他见到孩子时，孩子穿着球鞋，房间里只有两张床，堆着一些破烂的衣裳。郭刚堂蹲下，解开孩子的鞋带，孩子将他的手很用力地打到一边去，眼神充满了戒备和抵触。
孩子左脚疤痕的位置几乎跟郭振一模一样，但孩子眼中那种尖锐的敌意让郭刚堂心里一凉，他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是，还好，这不是我的小孩。孩子的养母却以为郭刚堂夫妇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她左手抓着郭刚堂的妻子，右手抓着他，对他说了句：我们再苦再难，也不会让孩子吃苦受罪的。
郭刚堂百感交集，拉着他的妻子给这位养母跪了下来。他的心中被一种难言的钝痛和挣扎所淹没，“即使不是郭振，他也是别人的孩子。我那时候就是替孩子的亲生父母给这位养母跪的，她没让孩子死掉，这就是她的功德，但是，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她提供不了。”
更让人扼腕的还在后头。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孩子在电话里直接喊他爸爸，问他，“爸爸，什么时候我去看看你？”郭刚堂跟他说，“孩子，你不是我家的孩子。你年龄也不太大，我希望你再去读书。”几个月后，孩子再次来电，开口就问他要钱。
“最后能找到的孩子，还是少数。但即使找到了，就是一种圆满吗？也未必啊！”郭刚堂不由得悲从中来。
日子
最想要过的生活是怎样的？“我想要的是原原本本的，和大家一样的普通的生活。”郭刚堂毫不迟疑地说。
郭刚堂兄弟姐妹6个，他排行老四，较为出挑。他念到了高中，从小到大，父母都以他为荣。他的心愿跟许多当地的农民差不多，“让他们二老比其他人的父母生活得好一点儿，也能有能力管管兄弟姐妹的孩子们。”
他的父亲今年76岁，母亲75岁。直到一年半以前，父亲还在聊城的一家饭店打工，拔鸡毛，一个月1400块。母亲养了四五十只鸭子，卖鸭蛋。二老希望在身体还能走动的时候多补贴一下这个儿子。
而他现在自嘲，这么多年，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两个重心：赚钱，找孩子；找孩子，赚钱。“赚钱，最后也就是为了找孩子。”也有人议论他，说郭哥这些年什么都没做，就是在找孩子。
“孩子不见了的前20多天，大伙找得最卖力，我不能亏待那四五百个乡亲们，一人一天生活费得20块吧，就这样花掉了十多万块。”最初郭刚堂在这方面是没有感知的，大约3年以后，他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自己到底欠了多少债。
早先几年出去找孩子的时候，郭刚堂一路上打小工过去的，他卖过西瓜、瓜子，也去过建筑工地打小工，当过木工，搬过地板砖，开过挖掘机，后来上山去放炮开山。
到2002年左右，他学会了一门手艺，制作当地东昌府的手工艺品，一种印了烙画的葫芦，然后教会妻子制作，做好了葫芦后放在摩托车后座上，边走边卖，最开始七八毛钱一个，后来卖到了两块多一个，有时好几天也卖不出一个，但运气好赶上集镇庙会之类的，就能卖到几百块钱。
1999年，次子郭伟出生。产房外听到儿子的啼哭，他觉得脚跟已经站不住了，哭了出来，“不知是高兴还是怎么着……”那阵喜悦过后，他的重心还是找郭振。目前已经在念高二的郭伟，从五岁半开始，就被父亲郭刚堂领着，在全国各地找寻哥哥。
妻子张文革则时刻注意着次子郭伟的安全，唯恐发生意外。她这么多年就只打过郭伟一次。在郭伟10岁左右，他没有跟母亲张文革说要去哪儿，就出门去玩了。张文革在外面找了两个多小时，在看见郭伟的时候，向来性格温和的她，一巴掌就扇到儿子脸上。
命运
电影《失孤》的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响起，是僧人开导这位失子父亲的话：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郭刚堂喜欢电影的这个结尾。他觉得这至少蕴含了某种希望的成分在内，“但只要没把郭振找回来，那路就没有尽头。”
他一路投宿过寺院，最初只是为了蹭点吃的，有个睡的地儿。后来他也无数次地听过僧人们诵经礼佛，内心确实感受到了那种短暂的安宁与祥和。
他也曾苦苦追问僧人们，为什么那个人会是我？为什么受苦的人会是我？跟电影一样，他也听到过僧人们对他相似的开导。
这个死结，让他觉得纠结和矛盾。僧人们让他诸事随缘，缘散缘灭，冥冥中已有注定，这也确实会让他获得短暂的安宁和放松；而他，自从儿子不见了以后，他已无法再将命运托付给谁，“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我是就要把命运牢牢抓在手上。”郭刚堂反复强调。
但命运到底是什么？
2015年4月3日中午，两位来自北京的摄影记者要求郭刚堂再现当年骑摩托车寻子的画面，他丝毫没有推辞，骑上了摩托车，一圈一圈地在城中打着转，车后面的两面陈旧的寻子旗随风猎猎作响。骑到聊城城中一个路口等红灯时，三四位妇人跟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小声议论，这不是那个找孩子的男的吗？孩子现在找了吗？
当地一个身形瘦削的小青年在等他的摩托车停稳后，主动跟他打了声招呼说，“哥们，你现在成了明星了啊！”郭刚堂直视着小青年说，“你也知道，我这样的‘明星’不是电视上的明星……没有人会想成为我这样的‘明星’。”对方赧颜，连连称是。
这样的事，在郭刚堂身上上演过多少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只看到你在大众面前的形象，那是虚的。在整个寻子过程中，别人只能从模糊地感觉到一种认识。但是，不会有人愿意去经历这个过程。”
2014年9月，郭刚堂创立了天涯寻亲协会。2008年，他就买了个二手电脑，将他一路搜寻到的孩子们的信息和线索放到网上。他深感，有着同样相似失子经历的人们的抱团取暖，分外重要，“找点自己存在的价值，真正地实现天下无拐，让更多的失亲家庭能团聚，这才是对我十几年在路上的意义。”
面对新闻晨报记者，有时候，郭刚堂会说，他觉得最近郭振就要回来了；而有些时候，他思及那些让他感到浑身冰冷之处，包括，今年刚好20岁的郭振，即使跟他擦肩而过，他也未必就能马上认出儿子来了。他不得不承认，“现在他要找到我，很容易。我找到他，却很困难。”
他因此常有困惑。可没有人能够回答他所面临的人生难题，也没有人告诉他这条路的终点在何处。
“我从二十七八岁走到现在，大家都认为我是精神升华，说我会祸福转换，说我是山东硬汉，说我是什么标志……那我这辈子应该怎么走？我应该享有的生活是什么？这个事不整个就改变了我的一辈子吗？”他眼睛强抑住泪，将眼圈逼得通红通红的，一口气都不歇地给他的经历做了个总结，“没有所谓的硬汉啊标志啊什么的，我一路走来，苦就是苦，痛就是痛。有时候我说，这是一种历练。我说这些话，有时候就是违心的，这些都是在宽慰自己，就是在欺骗自己，苦痛就是苦痛，成不了历练。”
“没有人会想要这样的历练。”最后，他说。
而在郭家，郭振仿佛从未离开过。18年来，逢年过节煮饺子，郭家的第一碗饺子，总是盛给郭振的。冒着热气的饺子，被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对着一张空空的座椅。
“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
但现实是，这种场景很少。我认识一对夫妇，历尽千辛找到了孩子，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两口子忍了近两年没认，高考结束，俩人在考场外等孩子。但孩子的养父母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最后这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
有个大姐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她跟我聊天，说有骗子说他知道孩子的下落，条件是跟他睡觉，这成了她一辈子的噩梦。一个母亲，除了自己，什么也付出不了，这就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