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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今年虽然没有昔日“微博打拐”红红火火的喧嚣，但公众对于打拐议题的关注仍然不减。《亲爱的》和《失孤》两部大片的热播，也轻易就催下了不少观众的热泪。有媒体于6月1日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网友认为现在打击拐卖人口的行为效果不理想，未能杜绝拐卖犯罪；九成网友支持“买拐同罪”，认为光打击拐卖一方是不够的。部分法学界人士也发声力挺“买拐同罪”。 在刑事司法中“单打”拐卖方，显系治标之策。笔者早在十余年前就曾撰文指出，“单打制”之下的“打拐”就像开着水龙头拖地，一味要求拖地人努力拖地而不去想方设法堵住水源，不但徒增拖地人的负担，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其时，公共舆论对“双打”拐卖者与收买者也多有呼吁，但为何到了今天仍成为一个问题呢？ 查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其实已有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字面上看，仿佛对拐卖收买的“双打制”早已解决了。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为何我们却极少听到有收买方被刑事追究的个案呢？ 取证难、抓捕难等等，这些侦查工作中常见的“老大难”，在研究收买方中，其实都不是问题。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倒是，当被拐儿童被解救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根本未对收买者立案，这算不算“有案不立”呢？ 在立法上，我们能找到的一个解释是，刑法虽然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却又在此条中留下了一个尾巴，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可以不追究”显然是指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以免责。而且只是酌定的“可以”免责，并非肯定的“应当免责”。 之所以有此“但书”规定，立法者或是想尽可能保护被拐卖人的安全，鼓励收买人善待被拐儿童，因此对“不阻碍解救”的收买方，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宽大—免责。但这种鼓励也会转向另一面，那就是：消减了刑法的威严，无法达成对收买方的震慑作用。从司法实践中看，对收买人“可以免责”在一些地区已被警方扩大化适用，异化成了“基本上都免责”。立法只是提供了一个“免责”的口子，警方却把这个“口子”开得更大。 所以说，除了打击拐卖犯罪“买方市场”的宽严程度仍需立法确定之外，执法不严问题更应优先解决。对拐卖犯罪的全面打击，其实还不仅仅限于收买人，根据“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这一条指向的就是有关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如果这些执法人员在发现拐卖线索之后，不是积极为拐卖行为洗地、背书，而是将线索导入侦查机制，必将大大打击拐卖犯罪。 拐卖犯罪的刑事立案完善是重要的，健全责任机制使立法上的“双打机制”（既打拐卖又打收买）能够落到实处，也同等重要。要让法律不致成为执法者手中的橡皮泥，就得为执法者戴上一只名叫“责任”的“镣铐”。 http://news.163.com/15/0604/05/AR89RT0P00014AED.html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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