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在当年被弃的老街处贴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的寻亲告示 种楠 摄 如果您有任何线索，可发送邮件xinminzf@163.com，或拨打贺正军电话13949289968。 “年近六旬回故土，心忧不识年迈母，梦里谁家门前树，犹迎春风为我舞。”这首小诗的作者，是在南京一所学校任职的窦先生。在别人眼中，他是成功人士，但谁知道他几十年来心中无法触碰的苦与痛——他是一名“孤儿”，祖籍上海崇明，上世纪50年代末被父母遗弃。 现在，窦先生和许多相同命运的同伴一起，来到崇明寻找自己的亲人。他们称自己为“上海孤儿”——一群苦苦寻根的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性的困难时期，崇明的许多家庭因无力抚养被迫遗弃骨肉。这些孩子在被福利院接收后，由全国各地的家庭收养。如今，那些被遗弃的崇明娃娃，大多已经过不惑之年，寻找亲人的愿望更加强烈。 昨天，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崇明寻亲团”成员，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崇明新河镇，计划在五一长假发起一场寻亲活动。 “我们此行的目的，不为财产，不添麻烦，只想要找到我们的父母亲人，报答生育之恩，找到自己的根。”“崇明寻亲团”发起人之一贺正军告诉记者，他们不想在有生之年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养父病危时告知真相 ■ 贺正军 (现住河南洛阳) 邻家孩子说我是领来的上海娃，吵架后心中结下疙瘩：我从哪里来？我究竟是谁的娃？ 贺正军是河南洛阳地区崇明寻亲团的联络人，他有着一副标准南方人的长相，却说着一口地道的洛阳方言。从小到大，这样的矛盾始终陪伴着他。在贺正军的记忆中，养父母对他非常好。小时候他身体不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家里的其他孩子吃大锅饭，父母却为他准备小灶，千方百计弄来土方为他治病。7岁那年，邻家的孩子说他是领来的上海娃，他和小伙伴大吵一架，但自此心中也结下了一个疙瘩：我从哪里来？我究竟是谁的娃？ 8年前，贺正军的养父病危，在弥留之际，养父吐露了隐藏了几十年的真相：“孩子，你是我领养来的，家里的箱子里有一张粮食证，能够证明你的身世……”来不及说完，老父亲就过世了。可惜，贺正军没能找到那张粮食证。 确认了身世，贺正军心里很矛盾：养父母的养恩无以为报，但生父母的生恩也要报答。而且他相信，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亲生父母抛弃他，一定是迫于无奈，为的是给他一条生路。可是再上门寻亲能找到吗？会不会被质疑是来分家产？经过一番内心纠结，对亲情的渴望，让他鼓起勇气踏上寻亲之路。 经过调查，贺正军终于打听到了自己是从何处被抱养到洛阳：上海普育西路105号，原新普育堂，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儿童福利院。通过查询资料，贺正军找到了更多的细节：自己是在1966年被遗弃在崇明县港沿镇，被人发现后送往崇明县老残教养院，再转到上海市福利院。 范围虽然缩小，但还是毫无头绪。贺正军先后多次来上海寻亲，一直没有结果。通过互联网，贺正军结识了一批有着同样遭遇的伙伴，都是从上世纪50到70年代在上海被遗弃后送往全国各地家庭收养的“孤儿”，他们同样渴望着找到自己的亲人。 从去年开始，贺正军和同伴们开始组团到上海寻亲。他们制作了一批印刷品在社区农村发放，结果出人意料地好——8个伙伴中，有2人找到了情况高度吻合的家庭，经过DNA对比，果然就是亲人。如今这两位伙伴的双方家庭已经亲如一家，而他们在崇明的家人也成为志愿者，为其他“孤儿”寻亲。这一结果让贺正军非常振奋，于是他在今年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寻亲活动——60多位崇明“孤儿”，在五一长假来到崇明，印刷了更多的宣传资料，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而贺正军自己正处于激动的等待中——去年年底的一天，他接到一个来自崇明的电话，有一位男子自称是他的兄弟，说他家里在1966年曾经遗弃过一个男婴，而且贺正军和这家人长得非常像。几天前，贺正军来到崇明港沿镇富国村，见到这户人家92岁的老妈妈。虽然不能确定她是否就是生母，但握住她手的一瞬间，贺正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让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目前，双方的血样正在进行DNA对比，尽管结果还没有出来，但贺正军隐约觉得：这次可能真的可以找到亲人，他已经盼了太久。 一提身世就手足无措 ■ 窦先生(现住南京) 为什么还要去找亲生父母？局外人不能理解我们心中的痛，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 几十年前，“上海孤儿”们无奈之下被送往他乡。而今他们回到故乡，发现如今的崇明已完全不是想象中贫困落后的岛屿。而他们自己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现在也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生活蒸蒸日上，有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 “很多人不理解，说你们现在都过得很不错，养父母也对你们很好，为什么还要去找亲生父母？我只能回答，局外人不能理解我们心中的痛，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寻亲团成员窦先生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他告诉记者，身世问题是自己心里不能触碰的禁区，只要一想起心里就空荡荡的。 窦先生1957年出生在崇明，1958年被遗弃后送到南京婴幼院后被人领养(当时崇明还属于江苏省)。10岁那年，他在家中无意翻到了自己的领养公证书，却一直没向养父母问起此事。多年后，窦先生的养父去世，养母说出了实情——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京孤儿院，被他抱着不肯放手，觉得和这孩子挺有缘，就带回家了。考虑到养母的感受，窦先生获知真相后并未马上寻亲。但养母说自己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陪他多久，希望他能选择自己的道路。于是，从2011年开始，窦先生从南京儿童福利院查到了自己的档案，除了能确定自己是被遗弃在崇明，其他信息一概不明。 如今的窦先生，儿女双全，是南京一所学院的干部，被寻亲团的伙伴们称为“教授”。他在事业上游刃有余，可一提起故乡崇明和亲人，却会立即手足无措，甚至泪流满面：“我知道我的父母一定也在找我。崇明并不算太大，可是我们就遇不到。”窦先生说，自己这些年找得很艰难，每次都抱着希望而来，却又失望而归。有时也想放弃，可一段时间后又忍不住回来继续寻找。“我只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如果找到他们，不管富贵还是贫穷，疾病还是健康，我都要报答他们的生育之恩。” 找到父母在崇明买房 ■ 段西峰 (现住北京) 养父母早年双双去世，亲生父母至今未找到。我有很多财富，却已无人可以尽孝。 与窦先生一样，来自北京的段西锋同样事业有成。经过多年奋斗，他已经是一位拥有2家企业的老板，日子过得非常不错。可再多的财富，也无法弥补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养父母早年双双去世，亲生父母至今未找到。他有很多财富，却已无人可以尽孝。 段西峰1969年在崇明出生后被遗弃，被送往上海市福利院。同年被河南开封一户人家领养，对他视如己出。7岁那年，养母去世，养父独自拉扯段西锋与同为抱养的姐姐长大。他记得自己10岁那年，邻家有个孩子说他是要来的，养父知道后，追到那户人家不依不饶地理论了半天。“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是不希望我心里有负担。” 段西锋后来去北方参军，服役第一年就收到了养父去世的噩耗。他回家奔丧时，从大队会计处得知自己是从崇明抱养来的孤儿。多年后，段西锋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定居北京，资产过千万，他为养父母重修了墓碑，上书“心中有痛未报养育之恩”。可生父母的生育之恩，自己还有机会报答吗？段西锋为此加入了“崇明寻亲团”。 “如果找到他们，我要给他们盖崇明最好的房子，我会在崇明投资办厂，在崇明买房，从此好好陪陪他们。”段西峰说，他经常会做两个梦，一个是养父还在，在梦里和他说话；另一个就是找到亲生父母了。对他而言，第一个梦已经无法实现，但如今他却为实现另一个梦而努力奔走。 确认当年被弃在羊圈 ■ 杨震 (现住河北邯郸) 我将“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的告示，贴在44年前自己被遗弃的那个墙角边。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寻亲团”活动的“大本营”崇明新河酒店，团员们正在大堂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先前传来的一个个好消息。“上午，来自河南三门峡的王建楼女士去了一户人家，他们一看就说找到了，全家人抱头痛哭，我们也跟着哭。”一位团员告诉记者，团里已经有人几乎确定找到了自己失散的亲人，因为所有的条件都非常吻合，而且连背后有胎记这一特征也对上了，现在只等DNA鉴定后就能正式认亲。 随后传来消息，一位叫闻慧的团员也找了疑似家人。记者随她前往位于港沿镇的那户人家。走进家门，闻慧盯着女主人看了半天，失望地摇了摇头：“肯定不是，我觉得不像。”在核对了一些细节后，这条线索被判终结，大家有些失落地离开了村子。 “其实这才是常态，找不到是正常的，能找到就像中彩票。”一位团员告诉记者。 此时，来自河北邯郸的团员杨震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称曾经目睹他被遗弃在路边，让他写一张“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的告示，到他被遗弃处等候。究竟是谁打来的电话？是不是就是杨震的家人在试探他？记者随着杨震来到约定地点，那是向化镇上的一条老街。 提供线索的王老伯露面了，情况却并非想象中那么复杂。王老伯告诉记者，1971年春节前的一个清晨，他骑车到市场购物，就在此处听到从羊圈里传来婴儿的哭声，一看是个弃婴被放在篮子里，后来他就离开了现场。
虽然王老伯提供的信息有限，但杨震很激动。他将“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的纸条，贴在44年前自己被遗弃的那个墙角边，四处寻找当地老年人打听消息，并分发寻人资料。 “我们也知道，这样寻找效率太低，但也没办法。”贺正军告诉记者，崇明县公安局、城管、民政局等部门对他们的寻亲活动提供了大力协助，当地也有多位志愿者帮助他们寻找亲人。但寻亲最有效的方式，就是DNA比对，而他们没有能力采集足够多的样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