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儿”泪洒寻亲路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1日12:59  法制与新闻

　　1965年，出生仅两天的胡称心被家人抛弃，来自河南省鹤壁市的养母把她抱走。后来，胡称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还帮助其他5人圆了寻亲梦。

　　2008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二套《生活》栏目摄制组来到河南省鹤壁市，对胡称心的寻亲经历进行了采访。

　　胡称心的经历仅是众多寻亲孤儿的一个缩影。上世纪60年代前后，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江浙沪一带的5万多名婴儿，由地方政府派人分批护送，一路北上寻找“栖身之所”，仅河南省洛阳市就接收了2000多人，这些弃婴被统称为 “上海孤儿”。

　　上世纪80年代后，渐渐得知身世的“上海孤儿”，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后来，越来越多的孤儿义无反顾地南下寻亲。洛阳市的孤儿还成立了“洛阳寻亲团”，但是成功者寥寥。

　　然而，寻亲者的经历却让人不禁感慨。出于种种考虑，一些养父母至死也不告诉他们的身世；一些生父母即便知道被遗弃的儿女的下落，因为担心财产分割等问题不去相认；除此之外由于送养资料留存太少，一些人可能永远无法揭开身世之谜，只能终身遗憾。

　　子涵/文图

　　多方查找揭开身世之谜

　　2004年5月10日，对于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石林乡西寺望台村的胡称心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在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此时距她被遗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39年。

　　1965年9月29日，出生仅两天的胡称心被家人遗弃在江苏省常熟市福利院门前。胡称心的家人出此下策也是出于无奈——胡称心已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当时江浙一带发生大灾，为了让她有条活命，母亲只好含泪将她抛弃。

　　胡称心在常熟社会福利院生活了5个月零8天，便被来自鹤壁的养母抱走。

　　从此以后，在鹤壁市山城区石林乡西寺望台村，胡称心开始获得了家庭的温暖。

　　当她逐渐懂事后，就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的身世不一般。有一次，她和村中的几个伙伴玩，一个小孩指着她说：“她不是她妈生的，是从外地抱来的。”胡称心回去问养母，养母说：“他们骗你哩，我不是你的亲娘，谁是你的亲娘？”

　　胡称心长大后，嫁给了同村的张学亮。婚后第六年，她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时，养母才对她说，她是从江苏抱养的。至于是江苏什么地方，养母只字不提。从这时起，寻找亲生父母成了胡称心的最大心愿。

　　胡称心想起养母说过，和她一起去江苏抱养弃婴的还有鹤壁火车站的周某，周某抱养了一对双胞胎。胡称心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这个人已从安阳火车站退休。几经周折，胡称心见到了周某。周某对胡称心说：“你现在生活的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去找你的生父母呢？你去找，等于打破了两个家庭的平静。”在胡称心的哀求下，周某最终说出她是从江苏省常熟市社会福利院被抱走的。

　　一张纸片成关键线索

　　养母去世后，胡称心寻亲的念头更加强烈了。1999年初，在得到养父的理解后，胡称心和丈夫坐上了开往苏州的火车。

　　来到常熟市福利院之后，胡称心百感交集，她曾在这里生活了5个月零8天，这就是她真正的家吗？

　　这时，一位老同志的话给她泼了一瓢凉水。这位老同志说，那时的档案已经丢失了，很难找到。老同志宽慰她：“福利院就是你的家，找到这就等于找到家了。”

　　不甘心的胡称心在丈夫的陪同下，又跑到常熟市电视台和民政局请求帮助，仍是一无所获。此后几年间，夫妻二人多次往返于常熟与鹤壁之间，耗费了许多精力和金钱。

　　2005年5月8日，在常熟市福利院，陈雪芬院长让人找来当年的弃婴档案，一页页翻找，在一本档案里发现了一张日期为1965年的介绍信。这张发黄的介绍信上盖的是“河南省鹤壁市石林公社西寺望台大队”的公章。介绍信上有胡称心养母家的经济状况及养母的名字，后边还附着一小张“9月28日初四下半夜3点钟天亮初五女孩”字样的小纸条。

　　胡称心看后喜极而泣，因为9月28日就是她的生日！这张纸片成了她寻亲的关键线索。

　　经大家根据纸片上写的文字分析，胡称心出生在阳历9月28日(农历初四)后半夜3点钟，初五天亮的时候被抱到福利院门口。父母家到福利院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的路程，应该在以老福利院为中心的5公里范围内寻找。

　　历经曲折终于相认

　　2005年5月9日，胡称心和丈夫在当地媒体刊登了寻亲启事，又在一家复印店印制了500张寻亲启事，把那个小纸片上的字也附带印上。

　　夫妇俩还在自家的车身上喷上寻找亲生父母及家人的寻亲启事。

　　胡称心的丈夫就开着这辆车在常熟市区反复行走，遇到人多的地方就鸣笛，吸引大家来看，并沿途张贴寻亲启事。

　　5月10日下午，胡称心突然接到一名女子的电话，让她到虞山镇宝岩村见面。

　　在宝岩村，由打电话女子带领，胡称心来到一栋两层小楼。接待胡称心的一位50多岁的男子激动地说：“你们寻亲启事上那个小纸片上的字是我写的，小纸片是从我的作业本上撕下的。我就是你的大哥。”他流着泪找来一张纸，把那几个字又写了一遍。那字迹和档案内纸片上的字迹果然是一模一样。

　　第二天上午，胡称心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生父母。父母都已经70多岁了，但身体还很硬朗，全家人悲喜交加，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自打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后，胡称心和丈夫每年都会到常熟去一趟，她的常熟家人也找机会来鹤壁看她。

　　胡称心夫妇回到鹤壁后，还先后为其他5个孤儿找到亲人。

　　寻亲成功者寥寥无几

　　今年43岁的闫遂斌，是洛阳八中的一名教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洛阳寻亲团”团长。

　　闫遂斌告诉记者，因为水灾等原因，1959年底，上海、无锡及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孤儿。到了1960年初，仅上海育婴堂前两个多月收集的弃儿就有6500多名。

　　1960年初，第一批“上海孤儿”被跨越千里送到内蒙古医院和呼和浩特市医院。截至1963年，内蒙古一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

　　从1963年开始，仿效送往内蒙的先例，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弃儿开始大规模被送往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甚至山西和陕西，凡是铁路线向北延伸的所及地区，都留下了这些弃儿的踪影。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北送的弃儿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分布情况究竟怎样，有人统计的保守数字是5万名。

　　被送到河南的弃婴主要集中在洛阳、安阳、新乡、三门峡与鹤壁等地。从1958年至1965年，被分批送到洛阳的“上海孤儿”就有2000多名。

　　闫遂斌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渐渐得知身世的洛阳“上海孤儿”们开始南下寻亲。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只能是前往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中缝刊登寻亲启事，找到亲人者寥寥无几。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河南省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寻亲热潮。

　　1997年2月，河南省新乡市22名孤儿派出2名代表前往浙江省嘉定市寻亲。在电视台、报纸与热心人的帮助下，先后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孤儿找到了亲人。

　　2003年5月，洛阳的9名温州籍孤儿代表组成寻亲团前往温州寻亲。在温州媒体的帮助下，他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以此为题材制作了两集《寻根》专题片。“洛阳寻亲团”成员现在有三四百人，每当江浙一带举办寻亲会，成员们都会组团前去寻亲。然而，20多年来，洛阳寻亲成功的“上海孤儿”却屈指可数，仅有十几人。

　　生父母为何不愿相认

　　参与妻子寻亲全过程的张学亮在2008年10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看似简单的寻亲却掺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

　　张学亮说，一些养父母怕一旦认了亲，家庭关系就更为复杂，因此阻挠养子女认亲。还有一些养父母等到养子女结婚生子后，才透露一点收养信息，甚至一些养父母至死也不说。有一个养子因为寻亲心切，跪在养母面前说：“即使将来我找到生父母，我还回来孝敬您，您永远都是我的父母。”可是养母还是不说。

　　在常熟市一个村庄，一位老太太说，她知道自己被遗弃的儿子在山东菏泽的什么地方，今年多大年纪了，但她就是不去找。原来，老人不是不思念自己的骨肉，而是有难言之隐。

　　在江浙一带，如果弃婴是女孩儿，生父母认的机会多一点，因为出嫁的女儿不会给生父母带来什么麻烦。而男孩子就不行了，儿子长大会涉及到财产分割、是否搬回来居住等诸多问题。因此，有的孤儿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父母，但是生身父母就是不肯相认。

　　张学亮的感觉是，这些“上海孤儿”中有人为寻亲倾家荡产，反而江浙等地的孤儿父母多数反应冷淡。多是孤儿南下寻亲，却少有生父母北上寻子。

　　2008年“五一”节，闫遂斌带领近百人的寻亲团，在南京参加了“2008梦回江南大型寻亲会”，但依然是失望而归。

　　闫遂斌说，一是因为各地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现有的各种寻亲活动大多只是民间力量的自发行为；二是当年的送养资料留存太少，而他们当时的年纪太小，掌握的有价值信息微乎其微；三是他们的亲生父母或已去世，或存有愧疚心理，没有出面寻找当年送养的孩子，其子女也出于“家产被分”等担心，对此积极性不高，这些都导致了以往的寻亲活动中寻亲者与认亲者人数上的不对等。只有在孤儿找家，家人也在找孤儿的情况下，相认的机会才会偶然降临。经过一次次寻亲失败的打击，一些人渐渐心灰意冷，不得不选择放弃。

　　2008年3月28日，闫遂斌在一首诗中写到：“幼失赡依长思亲，一身孤苦无有根。梦中寻亲泪沾巾，梦醒凄凉不可伦。每逢佳节黯失魂，飘零骨肉念家亲。高堂已老可平安？手足情怀牵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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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孤儿”，这是一个少有人知的群体。

　　几天前，58岁的杨克强从外地举办的一场寻亲会上返回无为县的家中。和以往的几十次出远门一样，这一次，他又是孤零零一个人踏进家门。他的八妹杨海霞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辗转送到了上海，这一别，已经半个世纪了！

　　和杨家一样，在上世纪60年代初，安徽、江苏等地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弃婴，这些弃婴都来自生活贫困的家庭。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些弃婴先是被国家送往上海，随后又被转送至陕西、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多个省份。这样的大转移，一直到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后才逐渐停息。由于档案资料的缺失，这些弃婴的具体人数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根据有限的材料来推断，总人数应当不会少于几万人。杨海霞就是这几万人中的一个，她和其他的弃婴一起，也被人们赋予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海孤儿”。

　　如今，50年过去了，不少“上海孤儿”开始急切地寻找自己的亲人；而他们的亲人，也像杨克强一样，怀抱着渺茫的希望在搜寻着他们。

　　杨海霞：上海一丢终生难见

　　1960年初春，夜已经深了，但无为县的中医杨健安家里灯火未灭，里面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这位从未拿过手术刀的中医，此时却拿起了缝衣针，正在亲生女儿的大腿内侧刻着寄托最后情感的“杨”字。

　　杨克强说，这个记号，也成了多年后他寻找妹妹的惟一线索。那天夜里，杨健安在刻完“杨”字以后，还把一封用文言写就的短信塞进了襁褓中，原文如下：“海霞姑娘，生于芝城之东，沧浪之浦。其年二龄，其行列八；非贵族之家，非微贱之第，其父为医。因子女过多，嗷嗷待哺，为生活计，迫不得已遗弃于沪滨。实含悲饮泣！请祈仁人君子，念其如孤，收纳而抚养，一则以彰公德，二则当报培育之恩，与亲生子女又何异乎！吾当拱手而拜！ ”“芝城”是无为县的别称，“沧浪之浦”暗指无为县的仓头镇，这位中医留给女儿的这封短信，其实是暗藏了孩子的身世。

　　第二天天不亮，杨家人便早早地起了床，抱着熟睡的海霞出了门。 “本以为再也见不到妹妹了，可想不到，过了几天，妈妈又抱着妹妹回来了。 ”原来，第一次去上海时，杨克强的妈妈狠不下心把女儿丢下，母爱的天性让她把孩子放下又抱起，抱起又放下，最终还是抱回了老家。不过，一个月之后，小海霞还是被丢在了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街道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家夫妇对八女儿的愧疚与日俱增。1964年，他们曾来到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家派出所打探女儿的下落，还曾给静安区福利院写过信，得到的回复是，当年确曾有过这样的女孩，但已被其他人收养了，福利院并没有告诉他们这家的地址，杨家人除了得知海霞还活着的消息外，一无所获。

　　此后的几十年里，杨健安自己去过两次上海，杨克强和大姐一共去过4次，却都没能发现海霞的下落。杨健安的老伴在1980年遗憾西归，杨健安也于2007年去世，两位老人临终前都未能再见自己的女儿。

　　如今，刚从教育系统办理了退休的杨克强，也快步入花甲之年了。每年，他都要花上不少的时间，穿梭于在各地举办的寻亲会，看到年纪相仿的，他总要上前问问腿上有没有被刻了字，然而直到现在，他依旧没能找到自己的妹妹。

　　朱当玲：几度寻亲母女团圆

　　和杨克强相比，朱当玲是幸福的，因为她38年的思念，最终换来了大团圆。

　　1960年的一天，来安县的朱当玲再也不能躺在父母的怀里撒娇了。 3岁的她被妈妈丢到了南京的大街上。“后来我听说，妈妈曾经去南京找过我，但那时我已经被送到上海去了。 ”

　　作为“上海孤儿”中的一员，朱当玲住过上海的大街，待过上海的福利院，最终，在福利院呆了几个月后，朱当玲和其他弃婴一起被送上了一辆前往大西北的火车。朱当玲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她和其他孩子都很兴奋。他们的脖子上被挂上了牌子，写的是一些编号和大致的年龄等信息。火车过了黄河后，停靠的次数渐渐频繁了起来，每停一站，都会有一些年轻男女登上火车，上下打量着他们，最后带上一个孩子下车，车上的孩子也就在这断断续续的停靠中变得渐渐稀疏了。朱当玲是在陕西省潼关市被人抱下车的，抱走她的夫妇来自农村。由于养父母对朱当玲的身世并未隐瞒，所以，她早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2001年，朱当玲看到了当地报纸上登出“寻亲团”的启事后，就约着当年从一列火车上被抱走的伙伴报了名。朱当玲跟着“寻亲团”几下江南，“找到亲人的哭，没找到亲人的也在哭。 ”朱当玲说，当她在一次寻亲会上看到一位男子举着一张和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的照片时，她惊呆了，随后泪流满面。

　　经过血型和其他一些身体特征的比对，朱当玲和哥哥终于相认了。值得欣慰的是，她的母亲现在依然健在，朱当玲此后回了三次来安县，平时，她就用电话跟80多岁的老母亲聊聊天、说说话。(朱艳琪、朱晓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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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前后，他们被饥饿的爸妈遗弃在上海等城市，几经辗转，被北方家庭收养。如今，年过五旬的昔日孤儿一遍遍南下寻亲，找寻自己的生命之根。但因历史的荒芜、记忆的破碎，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他们用倔强的足迹，拼凑出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图景。

内蒙古寻亲团成员张海仁在黄浦江上倒下从家乡带来的盐水。

内蒙古寻亲团与电影《额吉》原型人物恩和阿木尔在一起叙旧。

内蒙古寻亲者通嘎拉嘎向媒体展示她离开家乡时穿过的鞋。

内蒙古寻亲团在车站下车，进入南京寻亲。

南都周刊记者_ 单崇山 上海报道 摄影_通拉嘎
寻亲，马不停蹄
4月29日清晨，车厢里的蒙古人一觉醒来，发现阳光已经射入车窗，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在4月末见到这么多的绿色。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将一路走过马鞍山、宜兴、无锡、苏州，在那里的寻亲会上,能否找到自己的血亲，每个人都忐忑地怀着希望。
这是1960年前后被送往内蒙古的弃儿第一次有组织地如此大规模地南下寻亲。中午，一行人抵达马鞍山，这是整个寻亲行程的第一站。41名50年前的南方孤儿，如今大部分的身份证上已经写着蒙古族。
“你看这个人长得像我不？”甜梨指着一张寻亲资料上的照片问身边的同伴。大家都觉得她跟照片上的女人长得挺像，“疑似”她的姐妹。有人开始建议赶快联系，去做亲子鉴定。但很快又有人跟她说，从血型上看，她们不大可能有血缘关系，这让她有些失落。
甜梨家住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个儿不高，圆圆的脸，眼角和嘴角都已经有些下垂，但笑起来眼睛还是弯弯地眯成两道月牙儿，如果不是穿着蒙古袍，的确不太像蒙古人的后代。
这是她第二次南下寻亲了。2007年，家境不富裕的她在儿子的支持下，借了7000元南下。也是因为长得像，甜梨和南方一户人家相认，但经过DNA测试，“血型不配”。甜梨不识字，汉话也说得不好，她不清楚DNA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鉴定是不是亲人，得看“血型”。
相貌，几乎是他们在寻亲会上找亲人的唯一方式，看到和自己或家人相像的，就凑过去问，“你是哪年被送走的？”然后再核对其他不多的细节。都没问题的，就去验DNA。
5月1日，在宜兴的寻亲会上，甜梨见到了官林镇的蒋氏姐弟，和自己血型相符，相貌相似，只差DNA比对。还有几人也找到了“疑似”的亲人，剩下的人心中，开始时的希望慢慢被失落取代。但行程还在继续。
5月3日，内蒙古寻亲团到达无锡，这里有一个寻亲会在举行，来自北方各省的数百人聚集一堂。有人发现甜梨攥着一张纸条，脸上挂着泪，“一个老婆婆找人给我带来的，她说我是她女儿，想认，但家里女儿不答应。”她哭着说。捎信人说老婆婆从电视上看到甜梨，“一眼就认出是自己女儿”。
甜梨拨通了纸条上的电话号码，但得到的是生硬的答复，“打错了，不知道这回事。”
“我来找妈妈，又不是分财产，为什么不让见？”她哭得更伤心了。
因为找到了好几位与自己长得很像的“疑似”亲人，这几天里，甜梨是整个寻亲团里最受人关注的。但有两位与她接触后，很快就排除了。
常州人李小琴在确定长得和自己很像的甜梨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妹妹后，还是给她留下 100块钱，“她是借钱来的，太不容易了。”
甜梨不会隐藏自己的感情，当有人来相认时，她一脸兴奋，但确定了对方不是亲人后，她又表现出明显的难过，沉着脸，不说话。
5月5日上午，这队“跨省寻亲团”在苏州参加了最后一个寻亲会，41人中，先后有8人找到了“疑似”亲人，正在等待DNA比对结果。
5月5日下午，大巴离开苏州驶入上海，意外的一幕发生了，一辆轿车一路猛追，拦下了大巴。
昆山周静芳一家，看到前一天《扬子晚报》上甜梨的照片，觉得与自己家人很像。于是，一家人先赶到苏州市区，又沿着沪宁高速一路追来，直到上海。
虽然配对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周静芳还是表示要去采血做DNA测试，“有一点点希望都要做。”
“上海孤儿”
这次南下的内蒙古41人团，只是每年来长三角寻亲的上千人中的一小部分。50年前，他们出生在这片鱼米之乡，然后却像沙子般被吹落到本来并不属于他们的地方。
1959年到1961年，是史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遭遇严重饥馑，一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幸免。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教授曹树基的研究，在这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3250万之多，相当于1958年年末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强。
寻亲团对自己身世所知非常有限，他们能了解到的那段与自己身世有关的历史很简单：1960 年，长三角地区各大城市的福利机构均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粮食供应出现问题，福利机构已经无力抚养这些弃婴。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此问题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总理周恩来之后，做出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此后，仅仅在1960年一年，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来的孤儿。到1963年，内蒙共安置了3000多名南方孤儿，他们和被安置在其他省份的南方孤儿大都经过上海孤儿院中转，因此被称为“上海孤儿”，在草原上，他们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国家的孩子”。
而故乡与亲人，在他们的记忆中，只剩下模糊、残缺的碎片。或者连碎片都不存在。
“我家有三四间大房子，门口有两个水塘，里面的藕很粗。”李忠义回忆说。他是锡林郭勒盟的退役军官，寻亲团中仅有的满族人，民族登记随了养父。
李忠义还记得自己出生在上海，至少是离上海市中心很近的地方。和大部分婴幼弃儿不同，他在1960年3月被送进孤儿院时，已经6岁。
李忠义当年依稀的记忆如今被一次次重新刻印在脑中，“家里有3个哥哥，大哥上初中，二哥读小学，在家人将我送走前，三哥已经饿死了。”
1960年3月的一天，妈妈和婶婶带着李忠义和婶婶的女儿一大早出门，步行了一段路后来到大哥的学校，和大哥一起吃了午饭。3个孩子都不知道，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在一个饭桌上吃饭。晚上，4人坐摆渡船来到上海市区，在一家小旅馆住到天亮，便起身上街，大人们给两个小孩买了烧饼，把他们放进路边变压器下的铁栅栏内。李忠义说，那个地方就在现在的四川北路上，而他的家应该就在当年浦东的某个村子。
“我们哭着吃着烧饼，妈妈和婶婶站在远处望着我们，喊也不应，没过多久，一辆三轮车过来把我们接走，就到了孤儿院。”李忠义说。
在福利院住了多久已经难以回忆，但他记得每天可以喝到牛奶，吃到小饼干。大约几个月后，李忠义和一些孩子被辗转送往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
由于年龄较大，很多家庭不愿领养，自己也不愿跟人走，李忠义在太仆寺旗的一家专门收养南来弃儿的保育院内住了3年，直到九岁才被当地剧团的团长领走，“当时收养也是有标准的，家庭月收入要70元以上。”
“文革”中，李忠义入伍参军，到1990年代退伍时，军衔是大校。此时养父母早已去世，有机会出差到上海的李忠义，开始了漫长的寻亲历程。但一直没能找到哪怕是“疑似”的亲人。
“我现在是退役军官，生活过得很好，我回来就是想认亲，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李忠义重复着这样的话。
5月6日下午，内蒙古导演宁才的电影《额吉》在上海举行首映式，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民母亲收养抚育“上海孤儿”的艰辛故事，“额吉”在蒙语里就是“母亲”的意思。
李忠义和寻亲团的其他成员们作为嘉宾被邀请出席。他们又穿上了蒙古袍，排着队走进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放映厅。在这里，蒙语的声音盖过了汉语——来观片的也多是在上海的蒙族人，甚至主持人都是从呼和浩特赶来的。
电影放映了，这群“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上海孤儿”，看到了熟悉的大草原，听到了熟悉的蒙古乡音，而放映厅外的那个大都市，反倒显得陌生。这一刻，时空仿佛倒置，“梦里不知身是客”，他乡与故乡模糊了界线。许多人的眼角一下子潮湿了。
甜梨看着电影，不时说两句自己的故事，她在草原长大，是养父母家里唯一的孩子，爸爸很疼她。“我也上过学，但学校里的同学老欺负我，我爸爸知道后就到学校找校长：你们欺负我们，我们不念了。”就这样，甜梨现在也不识字。
寻找历史
电影《额吉》放映时，坐在后排的上海人徐国志一边拍照，一边掉泪。
他也是弃儿，但收养他的是上海家庭，据他自己的调查，当年被上海家庭收养的孩子只有981名。他在这天上午找到了内蒙古寻亲团，就一直和他们坐在一辆车上，有人问，“你是谁啊？”他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弃儿。”
10多岁的时候，徐国志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1980年代初，由于怕养父母伤心，他瞒着他们偷偷在《新民晚报》的中缝登了一条寻亲启事，此后没有间断过寻找，最近几年，每到五一长假，他便奔走于各地的寻亲会，发现有相似的就做亲子鉴定。但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
5月6日晚是内蒙古41人团在南方滞留的最后一夜，徐国志带着在寻亲过程中结识的王海庚来到内蒙古41人团歇脚的宾馆。
王海庚从80年代初开始寻找失散的妹妹，这些年来，中原几省他都去过。和徐国志一样，王海庚至今也未找到亲人。
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上海孤儿”的历史记录并不足以拼凑出完整的寻亲路线图景。这么多年来，他们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搜集资料，积累经验，结识各地的弃儿和家庭，从个人开辟出来的“羊肠小道”进入当年的历史，寻找亲人的蛛丝马迹。就像久病成医，他们现在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不亚于专业学者。
和5月6日晚一样，每遇到有组织的“寻亲团”，他们都尽量过去看望。“要告诉他们寻亲的难度，也给他们指个方向，虽然是从上海被送走的，但出生地都不在上海，安徽、江苏的最多，其次是浙江。”徐国志说。
1960年前后，到底有多少弃儿由这几个城市被送走，王海庚估计，至少有5万。
“内蒙古接走3000人，河南1.5万，山东1万，河北6000人，还有山西、陕西以及南方的省份。”王海庚说起这些地名和数字，语气像一位治史的学者，“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跑下来，问下来拼凑出的数字，确切数字有多少，现在还不可考，内蒙古接收的弃儿也不是第一批被送走的。”
在多年的寻找中，王海庚和徐国志也听到看到了各种故事。
不少弃儿的身上，都有亲生父母为了日后相认而留下的标记，有的是在耳朵上剪个口子，有的是剪在婴儿私处，徐国志身上也有亲生父母用剪刀留下的标记。安徽无为县的一位父亲，在把女儿送往上海前，用针在女儿大腿内侧刺下了自己的姓。
“你想想，当时这个父亲是什么心情，不是被逼到绝境怎么下得了手，那些血水一定是混着泪水的！”王海庚有些激动地说，“被送走的孩子，有可能会被条件更好的家庭收养，他们的命运一下子就彻底改变了，但这种改变，是用一个家庭几十年的悲剧换来的。当年真是迫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还有什么比骨肉亲情更难割舍，我妈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哭，最后眼睛瞎了。”
徐国志也听说过，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走后不久，就全家饿死了。这也是很多人没办法找到亲人的原因——那些年的灾难太多了。
王海庚、徐国志絮絮叨叨地跟内蒙古来的寻亲者说着自己的经历与经验，同时也听着他人的寻亲故事。“我们的这些故事，跟其他人讲两遍人家就烦了，只有自己相互安慰。”
甜梨不大爱说话，只是侧身靠在床上，用手支着头，微笑着。然后，她用小孩子般的语气说：“我家穷，还有贷款，这两年天旱，草还要花钱买，我儿子就说，妈，你去吧，你去吧，去了心里就高兴了，别管钱。我就来了……”
5月7日，寻亲团在回内蒙之前，参观了一趟正在上海举行的被喻为中国复兴象征的世博会。当他们从世博园出来时，心情看起来很不错。琳琅满目的现代化展品与喧哗兴奋的人潮，仿佛悄悄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稀释了。
http://news.163.com/10/0525/10/67H98ORH000146BC.html

　中秋节将至，为圆温州和洛阳两地失散亲人的团圆梦，温州市委宣传部决定9月中旬在温州举行寻亲会和主题晚会。温州媒体为此将于下周到河南洛阳，自8月17日起接受寻亲者报名。（8月14日《大河报》）
　　说起来话长。那是在1958-1960年间，一场场天灾人祸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温州一些贫困家庭因无力抚养孩子，出于无奈，只得忍痛将孩子遗弃。那些弃孩被陆续送到温州各地的福利院。后来，部分弃孩由政府派人分批护送，途经上海，与部分上海弃孩会合，一路北上寻找栖身之所。其中有500多人被送往当时经济较为发达的洛阳。他们被统称为“上海孤儿”。
　　后来，这些孤儿渐渐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一路走来，无论收获与否，这些当年的弃孩们始终如一，带着无法停止的梦想，寻找亲人，永不放弃。
　　在30年的寻亲之旅中，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她，白建敏，“温州孤儿”，现居河南洛阳。2岁时被亲生父母遗弃，后被洛阳好心人领养。人前，她曾无数次取笑自己：“我是三无产品，无品名、无产地、无厂家”；人后，她却无数次独自落泪。她的丈夫是洛阳一所高校的教授，儿子考取了清华大学，生活看似美满，但白建敏却日渐觉得孤独。2003年在丈夫的和儿子的鼓励下，她加入了洛阳“温州孤儿”寻亲团，开始了随团南下寻亲的行程。六年间，白建敏先后参加过江苏和浙江两地的几次寻亲大会……
　　然而，就在2009年8月1日，在由洛阳晚报联合温视公共民生频道在洛阳一起组织的寻亲大会活动期间，白建敏如愿的找到了她的双胞胎妹妹……当了半世纪的“弃儿”，她不免对生身父母心生怨恨，然而当她得知内情后，却悲伤地哭倒在生身父母坟前……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孤儿们的亲生父母多数已经作古。身为人父、人母的“孤儿”们，自然会体谅他们父母的艰辛和把他们遗弃的良苦用心。那是一个时代，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能够活下来就是幸运，就是幸福，就是造化。
　　如今，他们和自己的子女却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也只有在这个新时代里，那些早已富裕起来的温州人才有胆量，有力量，有决心，舍得花大力气寻找他们失散半个世纪的兄弟姐妹……
　　即使还有一些“孤儿”们未能如愿，但是他们却能在漫漫寻亲路上，得到洛阳、温州两地从政府到民间的帮助和倾爱，也会深深地感悟到时代的变迁和人间的温暖，也会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更深刻地铭记那段历史和父辈的艰辛，更珍惜当今的幸福生活，去实现父辈和祖辈的愿望，去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8/15/6305814.html

当年的温州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李根程 　　居住在三门峡的温州弃婴已人到中年

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秆作吹箫。   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午。   六月六，晒霉臭。七月七，巧食喜鹊啄。   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   这是温州童谣《十二月令》。温州籍导演陆建光把这首童谣融到了他新创寻亲电影《血缘》中。   在他的镜头下，在温州市城西街，两个小孩边唱民谣边跌跌撞撞地朝小巷深处跑去。像所有的江浙小巷一样，这条小巷的深处连接着其他更小的巷子。很快，这两个孩子便消失在巷子口的百米光亮处。   如今，这条一米多宽、即将被拆迁的小巷挤满了服装店，女模特在店门口展示超短裙。人们想不到，这条巷子中还隐藏着一个温州儿童福利院，和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53年前的1957年，17岁的女孩李根程在温州儿童福利院工作。那年秋天，她和50个弃婴迈出儿童福利院的大门，开始北上求生。   此后，更多的弃婴北上。中国陷入3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等原因造成全国性饥荒，各地儿童福利院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无力抚养。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此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请示总理周恩来之后，做出更有力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送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仅1960年，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个南方来的弃婴。由于这些孩子都从上海儿童福利院中转北上，牧民将孩子们叫做“上海孤儿”。   从1957年到1960年底，李根程一共护送了11批共670个温州弃婴北上中原，分别由河南洛阳、三门峡、偃师三地的人们收养。   在那时，李根程觉得自己很光荣，因为她让总理批示的这批“国家孩子”有了生路。   1984年底，李根程收到了一封来自偃师的信件，信上一个叫做董春春的女人说，她曾是李根程亲手护送过的孩子，她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个时候，老人意识到，这批送出去的温州弃婴想回家了。也就是这封信，让李根程后半生做着跟此前截然相反的事——她要帮这些送出去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汪再兴 冯志刚/文 摄影 时鹏

http://hzdaily.hangzhou.com.cn/dskb/html/2010-10/10/content_948291.htm

    温州扬名坊16号，教养院旧址，670个弃婴50年前从这里被送往河南抚养。

　　670个温州弃婴北上河南求生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
　　2008年，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的档案室内。
　　外面的阳光渗进档案室内，飞尘在光线的照耀下，忽起忽落。
　　年轻的女记者林倩看完许多档案材料，问曾在温州教养院(福利院前身)工作的李阿姨：“你还记得自然灾害时那些孤儿的事吗？”
　　李阿姨：“记不清楚，只是觉得突然来了很多孩子，到处都是哭声……”
　　这是导演陆建光新拍电影《血缘》中的一个片段。
　　影片中的女主角林倩是温州当地报社的记者，她不断帮助50年代被送到河南抚养的温州弃婴寻找亲人。
　　而影片中的李阿姨，陆建光说，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是温州一个叫李根程的老人。
　　他顿了一下又说：“她也是一位孤儿。”
　　记者 汪再兴 冯志刚 摄影 时鹏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2004年的一天，阳光如同往常扫过那个位于杭州左家新村的陆建光家。
　　那天中午，他看到一条新闻：一个温州家庭在50多年前遗弃了一个女孩，父亲临死前要儿子重新找到早年遗弃的妹妹。
　　故事的最后，儿子找了很多年，最终在河南找到了父亲说的那个“妹妹”，但通过DNA的比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妹，但他们仍要继续相认。
　　“找不到了，就不找了，这样不也挺好。”陆建光对新闻最后的那句话尤感深刻。
　　“看了以后，我就记在心里！”2007年春节，陆建光发现温州有着大批这样的寻亲故事，很多跑来寻亲的河南孤儿都会说，自己是从温州出去的。

　　“这些有关遗弃和寻找的寻亲故事都非常戏剧化，矛盾冲突极强。”谙熟好莱坞剧情的温州人陆建光决定，拍一部有关温州孤儿寻亲的电影，初定名《血缘》。

　　5万弃婴北上求生
　　在电影筹拍的过程中，一段大规模的温州婴孩北迁旅程被陆建光慢慢揭开。
　　1960年前后，食品极度匮乏，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将孩子丢弃。在上海孤儿院最多的一天收到108个弃婴。各地儿童福利院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福利机构已无力抚养。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之后，做出了更加有力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送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很快，内蒙古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
　　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到处寻找其他栖身之所。这一路北上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多年人们估算，是5万人。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陆建光掩卷思考。
　　筹拍电影的那些夜晚，陆建光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个隆冬的深夜，冒着蒸汽的火车朝北飞驰，孩子的哭泣声穿透黑夜。
　　其中有670个是温州孤儿
　　在5万北上求生的弃婴中，究竟有多少是温州的？这些温州弃婴北上的目的地又是哪里？一个巨大的疑问在陆建光的脑海中形成。
　　这个谜直到温州老人李根程的出现才被解开。
　　温州市为支持导演拍摄，特地给陆建光办了一次温州孤儿座谈会。
　　在那次座谈会上，陆建光遇到了70岁的李根程。聊天中，陆建光才知道，李根程老人当年也是一名孤儿，被温州孤儿院收养后就一直留在孤儿院工作。
　　那场见面会上，李根程给出了一个数据，从1957年到1960年底，她护送了670个共11批婴儿到河南求生，主要是到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偃师三地。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李根程说。
　　遗失的身份档案
　　现在这些孩子到哪里去了呢？
　　2010年9月28号的中午，雨下得很大。温州市上吕浦社区一栋老房子的5楼，李根程家中。
　　老人蹲下身拉开一个红木色的抽屉。她艰难地从抽屉最底层拿出60个纸袋，袋子上写着“温州市儿童教养院婴幼儿材料袋。”

　　这些泛黄的袋子全部用旧报纸糊成，正面写着“孤儿姓名、收容日期、离院日期”，背面则是糊着的人民日报，报纸上的新闻显示了这些袋子的制作时间：“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3年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指1959年至1961年，也称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饥荒、大跃进饥荒)

“当时教养院送一批弃婴到河南，就保存一批他们的身世资料。”李根程说，到文革时，这几百份温州孤儿档案丢得只剩下60多份。

　　身世档案的丢失给以后孤儿寻亲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国家的孩子
　　在客厅的沙发上，李根程翻看着一本当年温州儿童教养院留下来的孤儿收容登记簿。
　　她边看边指着孤儿收容簿上的名字说，60多个弃婴里，只有几个人有真实的出生年月。“假的远比真的多”。
　　之后的那些岁月里，李根程总对那些千里迢迢来寻亲的人说，“你们很多人的出生日期是1号、10号、20号，这些出生日期都是假的，没有那么凑巧的事情，都是工作人员之后给你们填的出生日期。”
　　老人手中的那本模糊不清的孤儿花名册上，假的不仅仅是出生日期，还有孤儿们的名字。
　　在政治当先的那个年代，孤儿的姓紧跟领袖的姓，意思是孤儿都是领袖的子女。56年姓朱，57年姓刘，58姓周……朱是跟朱德，刘是刘少奇，周就是周恩来了。于是，就有了周柳桂、刘中华、周国庆这样的名字。
　　陆建光说，当年这些弃婴都被叫作“国家的孩子”、“党的儿女”，国家养育了他们。

当年被送到河南三门峡抚养的弃婴在寻亲

　　一天收养十五六个弃婴
　　回望53年前的1957年，李根程说，这一年她很忙。
　　当年，她17岁，在温州教养院管后勤。
　　一天深夜，李根程见到，一个穿白制服、蓝裤的警察抱着一个襁褓敲门。又是一个弃婴。
　　“最多的一天，教养院可以捡到十五六个弃婴，高峰的时候教养院收留了250多个弃婴。”李根程说，多数弃婴是女孩，50个孤儿里面只有一两个男孩。
　　“这都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陆建光说。

　　一下激增这么多的孤儿，让这个小小教养院承受不住。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

“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1957年的一天上午，教养院的院长对李根程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和河南当地政府联系好了，准备把一部分弃婴送到河南去，那边有吃的，也有人养。”
　　陆建光查阅那段历史资料后发现，当年河南洛阳等地由于办重工业污染比较严重，导致很多市民和农户都无法生育。所以，这些河南父母领养孩子的愿望强烈。
　　收养孤儿的家庭首先要填一份领养申请书和一份领养保证书，然后再寄给儿童教养院审核。
　　在一份1957年的领养保证书上，一对来自河南的养父母写道：“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蓝色的钢笔字力透纸背。
　　北上的旅程就这样启程，第一批50个孩子被送到河南洛阳。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那时浙江的人们坚定地相信，北上才有生路。李根程也相信，上海会有吃的。
　　1957年的秋天，天没放亮。温州儿童教养院门口，十几个女人拿着大袋大袋的行李走了出来。一个行李就装着10个痰盂、10份口粮、还有换洗的衣物。“四五十斤重。”
　　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婴儿们早早被换上了新的衣服，深蓝色的底子上有梅花的图案，都是教养院的阿姨缝上的。
　　一个指头长、标有姓名和代码的白纸条被别在婴孩的衣袖上。河南收养的父母那边也有同样的号码。到时候，号码一对就可以把婴儿领走。
　　坐长途车从金华到上海需要一天，一个阿姨要管10个婴儿。来到上海这个中转站，李根程和孤儿们要在这休整一晚上。
　　“上海孤儿院是旧时代教堂改造的，很大，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坐洋车上下班的，孤儿院收满了婴儿，有江苏来的，有安徽来的，哪里的都有。他们的设备也先进，衣服丢进机器里，一拿出来就干了。”
　　但17岁的李根程不知道，昔日的十里洋场上海，也已经断粮。
　　一份《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清楚地表明，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无库存。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向北，向北，越走越冷的路

　　离开上海的火车一路向北，继续前往河南洛阳。
　　李根程往外看去，窗外雾已成霜，天气越来越冷。南方的孩子受不了北方的天气，一路上，她忙着给孩子换厚衣服，“很多孩子路上生病感冒，还好有医生随行。”生病的孩子直接就在火车上医治。
　　上下火车的时候，车站永远是最混乱的。
　　李根程说，河南很多人没有孩子，他们第一次送孩子去洛阳时，刚走出洛阳火车站，就被人群围住了，求子心切的人们抢走了3个婴儿。
　　后来，军队来人了，军车一路护送李根程他们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孤儿院。
　　领取婴儿的过程如同默片
　　火车到达洛阳车站的时候，发生了一段插曲。
　　由于停车只有5分钟，50个婴儿仅靠10个阿姨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下车，列车长让李根程和其他阿姨先下车，把孩子留在车上，然后，通过广播发出通知：“所有的军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到母婴车厢帮忙。”
　　厚厚的火车车窗徐徐升起，一双双手将婴儿从车厢中递出来，李根程他们在外面接。
　　5分钟后，婴儿交接完成，火车正常出发。月台上，人们响起了掌声。
　　送李根程的军车一到洛阳的白马寺孤儿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养父母们就开始来接孤儿。
　　这一过程就像第一代电影“默片”，没有声音——温州弃婴们一个接着一个，呆呆地被养父母抱走。
　　那天，李根程站在白马寺孤儿院的大门内，她看见，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对丈夫说：“这闺女，真俊。”
　　就这样，李根程完成了第一次护送孤儿的任务。此后，她又10次送弃婴到河南求生。
　　50年后 当年的弃婴南下温州寻亲
　　“他们有过不解，有过怨恨。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后，他们不再怨恨，而是感激。”
　　松糕松糕高又高；我请阿叔吃松糕。 松糕厚，送娘舅；松糕薄，冇棱角；松糕实，迎大佛。
　　……
　　2008年，洛阳龙门石窟外。一个稚嫩的女童音唱起了温州童谣《送松糕》。
　　龙门石窟的菩萨像前，一个温州弃婴长跪不起，她想找到自己远在温州的生父。

　　这同样是电影《血缘》的片段

陆建光在筹拍《血缘》前寻访过很多弃婴，做了整整一本笔记的他说，各种巧合让这帮被送到中原收养的温州弃婴相互认识，命运又让他们成群结队回来找根。

　　采访中，都市快报记者试图去归纳这些弃婴为什么回来寻根，陆建光笔记中的一段话或许让我们有所认识。
　　“孤儿们后来得知自己是弃婴，而非孤儿时，他们有过不解，有过怨恨。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后，他们不再怨恨，而是感激。他们深知个人的命运和家国命运一脉相承。”

编号002853的保健证

　　编号002853的保健证
　　2010年9月25日清晨，两辆河南牌照的卧铺车飞驰在回浙江的高速路上，车上熬了20多个小时的旅客一觉醒来，窗外的水乡景致还是让他们感到新鲜。
　　车终于要到温州了，还是沿着50年前去北方的路址，不过之前的马路如今已变成高速公路。车上载的72个人都是当年的温州弃婴，此前这些人互不相识，但为了寻亲，他们或隐瞒亲人，或放下工作相约到温州来。
　　刘慧珍放下煤炭运输生意，作为团长带队来了。除了喂奶养她长大的嫂娘外，家族是一片反对声。
　　另一个“弃婴”杨金绸躲着八旬养母，拿着从邻居家借来的500元钱，撒谎说要到县城办点事，来寻亲团报到的，两个上大学的孩子鼓励最终给了她信心。
　　如今快回家了，能否找到亲人，这些当年的弃婴内心忐忑不安。
　　在卧铺车上，杨利丽不停地翻看着一张保存完整的孤儿信息，信息上写着：周金锋(温州儿童教养院给杨利丽取的名字)，浙江温州人，出生于1955年12月或1956年，1958年与家人失散。

　　杨利丽还保存着当年教养院给养父的回访信，并留有当年的两寸照片和温州市卫生局监制的《儿童保健证》，编号为002853。

杨利丽说，自己无疑是幸运的，有个知书达理的工程师养父，将她的一些档案保存下来，为随后找亲生父母，缩小了范围。

　　更多的人，因为信息遗失，失去了寻找方向。
　　最后一招：DNA鉴定
　　很多温州弃婴在和亲人相认后，都迈不过DNA鉴定的坎。
　　“找到了，人家只要愿意，我不介意不做DNA鉴定。”杨利丽说，很多相认并且逐渐建立起来的亲情，最后因DNA鉴定结果不同，而分散。
　　几天来，这支从河南来温州的寻亲团中，只有邓海峡一个人在温州组织的寻亲会上找到了疑似亲人。
　　一次寻亲会结束后，邓海峡和刚刚相认的疑似亲人吴思千约好第二天在温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相见，做DNA鉴定。
　　第二天，来的还有吴思千的大姐。
　　由于吴思千的父母去世，只能兄妹间查DNA，医生为了准确，至少还要一个人和邓海峡比对，所以吴思千把大姐叫来。
　　去验血的那天上午，邓海峡很矛盾，他不想抽，如果是亲人，他怎么办？如果不是，他又怎么办？所有的所有，他都没有想好。
　　最后，他在爱人张棉鼓励下才来到司法鉴定中心。
　　医院的走道里，邓海峡和“二哥”吴思千走在前面，张棉拉着“大姐”的手走到后面，只认识一天的两家人说笑着。
　　邓海峡和吴思千签字、抽血，一个试管殷红的静脉血被抽出，整个鉴定过程持续了不到20分钟。
　　“你看他们兄弟俩像吗？”邓海峡的妻子张棉私下问工作人员，两个女工作人员看了看说：鼻子以上都像，不过还是要相信科学。
　　一等50年
　　2010年9月27日晚，河南孤儿寻亲团在温州的最后一个夜晚，团员们纷纷回到宾馆里休息，他们中的多数人一无所获。
　　他们说，找到的几率极低极低，有一个邓海峡就很不错了。
　　暗夜中，弃婴堵艳秋站在宾馆长长的楼道中不肯回房，她对记者说，“我有过恨，但是我现在也身为人母，能够体谅到他们的苦衷。”
　　50年前，堵艳秋3岁，父亲把她带到一个巷子拐角后说了一句话，“我去那儿，你在这边等一会儿。”
　　父亲说的“等一会儿”，女孩却整整等了50年，并且不知道结束的尽头在哪里。

　　那天晚上，楼道中。堵艳秋哭了，她固执地将脸朝向楼道的尽头，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眼泪。

“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虽然没找到真正的亲人，但弃婴董春春不像其他团员那样忧伤，她在温州有一个妈妈，董春春一回温州就跑到福利院工作人员李根程老人的家里。她管李根程叫李妈妈。
　　董春春和老人李根程的相识是通过一封信。
　　1984年，一封信从河南省偃师市寄出，寄到了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拆开信笺，信是董春春写的，开头就说写给“故乡的人”。
　　信上说，董春春的养父母在临死前告诉她：“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并且明确说，她来自温州孤儿院。董春春知道这段身世后，十分怨恨，但随后就想找到自己的亲人。
　　信中，董春春说，每年洛阳赏花节的时候，她总觉得看花的人群中有自己的亲人，也许这些亲人也在寻找她。
　　“我是谁？”
　　温州福利院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段历史，信就这样被转到李根程手上。
　　李根程一看信件，顿时明白了一二。
　　老人还记得董春春在那封信的最后写道：“现在生活好了，我就想知道我的父母是不是还健在，家里还有谁？我是谁？我想他们啊。”
　　跟都市快报记者复述这句话的时候，老人有些哽咽。她意识到：“送出去的孤儿想回家了。”
　　这些年，李根程时常到洛阳寻找这个或者那个当年弃婴的下落。一次无意中，她帮助一个河南孤儿和一个温州家属相认。这让老人看到了希望。
　　陆建光说，如果说50多年前，李根程是为完成党的任务送这些孩子北上求生，是给孩子一次生命，那么她后半辈子则是在完成一种自我救赎，也在救赎这些想回家的孩子。
　　母亲的秘密
　　2010年9月27日，陆建光的片子《血缘》终于在温州市鹿城文化中心首映，观众便是当年送到河南去的72个弃婴。
　　片子感人，没放到一半，下面就哭成一片了。
　　靠前排坐的，当年的一个弃婴靠近李根程的耳朵，悄悄说：“妈妈，妈妈，你看电影那个孤儿院阿姨就是演你啦。”
　　观影后，交流环节，很多观众几乎是流着泪讲自己的观影感受，这让陆建光心里落下了一块石头：“他们还是认可的。”
　　新闻到这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横生枝节。
　　一天，陆建光出差回到温州的家，吃完饭后的他被母亲叫到饭桌边。“片子看了，不错，我也流泪了。”
　　随后一句话让陆建光默然了——母亲淡淡地说：“我们家也有孩子被送走。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是我的兄弟和妹妹。”
　　有的时候，陆建光站在温州的街头会有幻觉：擦肩而过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的亲人呢？
　　母亲说，送走的那个弟弟长得白白的，眼睛很大，很可爱……
http://history.stnn.cc/years/201010/t20101012_1430831_7.html

　一次次的寻找中，一幕幕含泪的、激动人心的“认亲”画面不断上演：孤儿找到了亲人，家人找到了被拐卖妇女，亲人找到了烈士……从2003年开始，本报与全国各地的寻亲带头人、南北方媒体共同联动，将寻亲打造成本报的一面旗帜。

　　但与一幕幕激动人心的“认亲”画面相比，很多寻亲者经历的则是悲伤、黯淡与无功而返。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让多数的寻亲者更快捷地找到亲人？我们能不能建立全国性的寻亲人员数据库？全国性的寻亲人员DNA基因库？媒体能不能进行更长效和密切的互动？政府能不能对寻亲活动进行有力的支持？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反思的问题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精力，我们的寻亲活动不应该仅仅是为圆少数人的梦。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数十万的失散人群；加上目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口流动的速度更快，失散人群的数量还在增加。寻找烈士、寻找家人、寻找被拐卖妇女等，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

　　如何破解寻亲难题，刻不容缓。

　　

　　寻亲会是不是最佳办法

　　“今年不去了，觉得希望不大。”长治的李先生已经连续4年参加了江南孤儿寻亲会，与他一起的十多位江南孤儿都表示今年不去参加寻亲会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从2007年开始，本报尝试江南寻亲报道；2008年，本报记者陪同50多位在晋江南孤儿南下寻亲，十多人找到亲人；直到2011年，本报连续报道了5年的寻亲会，共8场，在省内引起极大反响。每次的寻亲会，孤儿们都提前做好准备，寄希望于寻亲会上成为最幸运的人。但从成功率看，5年来找到亲人的为数极少。很多孤儿们已经在反思：寄希望于寻亲会来找到自己的亲人是不是最佳的办法？

　　从本报这几年掌握的寻亲情况看，在晋孤儿的家乡在上海周边、南京周边、无锡周边、宜兴周边的可能性大，而在这些大城市里的可能性较小。如南京孤儿，家乡很多都是安徽，但寻亲会往往设在南京，安徽的老人到南京去寻找子女的有多少？

　　尤其上海孤儿，出生地应该在安徽周边、苏北、常熟、浙江、扬州、泰州等地，更难找。但这几年的寻亲会基本集中在上海、南京、无锡、泰州、宜兴这几个地方，波及范围依然不广；老人们出来寻亲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即使出来找，去哪里找，谁也说不好；即使双方都出来寻找，也难以在一个地方碰到。但要在每个城市都搞寻亲会，人力、物力又跟不上。

　　江南我故乡、剪不断的乡愁、梦想成真……这些都是在晋江南孤儿的QQ网名，这些名字里寄托的是他们对家人、家乡的思念，为了故乡、为了梦想，他们几十年奔波，但至今不知故乡在何处、家人安好否。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寻亲会面临的不足。“寻亲会是一个好的形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能相互见面的地方。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单纯依靠寻亲会难以起到寻亲的效果，毕竟老人们一个个在去世，找到的几率越来越小；即使老人们还在，恐怕身体各方面也不允许了。”有没有比寻亲会更好的寻亲形式，不仅寻亲者在反思，包括寻亲大姐吕顺芳、南北方媒体都在思索更好的办法。

　　

　　带头人“缺少信息贡献”

　　5月2日，来自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内蒙古等地的300多名江南孤儿赶到上海嘉定某学校，参加寻亲会。但令他们困惑的是，在相隔不到300米的地方竟然有两个“寻亲会”，两个针锋相对的寻亲会。“当时我都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阳泉的梁女士无心一瞥都市风景，第一次参加寻亲会的她径直来到活动现场。当他们一行6人到达目的地后，发现有人要求寻亲者提供材料、留取DNA血样。“也许这些寻亲带头人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希望帮孤儿寻亲，但寻亲"对台戏"无疑将有限的寻亲信息分散了。”太原市的张先生讲，寻亲本来就难，现在急需的是大家同舟共济。

　　最近几年，为烈士寻找亲人的社会公益人士也不断出现，太原的王艾甫、唐山的张红琢是最有代表性的，在本报的持续报道下，他们掌握的数十位烈士得到了亲人的祭奠。王艾甫将精力放在了解放太原牺牲的烈士身上，并成立网站公布烈士名单，很多烈士后人找到了烈士的埋骨之处。为了帮河北籍烈士回家，张红琢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每到一个陵园就会把河北籍的烈士记录、整理，通过媒体发布。

　　像王艾甫、张红琢一样无私付出的人还有很多，为了让烈士回家，他们做出了极大努力。但奔波数年仍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究竟牺牲在何处的家庭更多。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今年4月，张红琢发布烈士名单，本报与天津《城市快报》联动，在太原的两个陵园找到4位天津籍烈士。在郑村烈士陵园祭奠烈士时，一位烈士的后人讲，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牺牲了，但就是不知道牺牲在什么地方，找了60年都找不到。“我们非常感激张红琢，不是他的努力，我们不可能知道亲人到底在哪里。”“像张红琢这样的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为烈士回家努力，他们手里的烈士名单要是能够共享，不仅他们的工作量会减少，人们寻亲成功的几率也更高。”

　　

　　“寻亲基因库”何时统一

　　“寻亲基因库”始于2007年的江南寻亲活动，在2007年5月的“2007陶都寻亲会”上，北京一家DNA鉴定机构提出了一个筹备已久的项目“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按照设想，只要有50万寻亲人员的DNA样本，这个基因库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寻亲者只要把自己的DNA样品邮寄到鉴定中心入库，“数据库”便会自动寻找相同的基因。这种科学的方法越来越得到寻亲者的认同，但发展5年，“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仅仅收集了1000多人的DNA样本，难以达到有效寻亲的目的。

　　寻亲者不愿意加入“中国寻亲人员DNA数据库”，与中国几百家DNA检测机构混战的局面有关。虽然寻亲者都相信科学，但他们却对DNA检测机构持怀疑态度；几家机构“打架”的现状加深了寻亲者的疑虑，导致他们情愿采取人见人、人找人的“笨办法”。

　　而加入到寻亲基因库的寻亲者也有另外的忧虑。太原的高先生讲：“北京的这家DNA机构是比较正规的，检测的结果也寄给我了，虽然他们是盈利机构，却在很好地做这件事情，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将这一基因库长久保留下去。毕竟政府并没有监控这一基因库。”记者了解到，从2007年开始，有两家机构做关于江南孤儿的“寻亲基因库”，发展至今，进入北京这家基因库的DNA样本仅有1000多份，而另一家上海的鉴定机构的寻亲基因库则基本上无疾而终。

　　2009年4月，公安部正式建立全国的“打拐”DNA数据库，采集失踪儿童、妇女与父母血样，以便亲人确认比对。就此，许多寻亲者都提出，最好由公安部门或民政部门牵头建立全国性的“寻亲基因库”，收集各类寻亲者的DNA。这样的话，不仅DNA机构可以获得利润，寻亲将更加有效。

　　从本报多年来接触的寻亲者来看，寻找失散妇女、被拐儿童、江南亲人的寻亲者数量很大，加上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寻亲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由权威部门牵头，成立“寻亲基因库”已经是很多人的呼声。

　　

　　能否开放“寻亲资料库”

　　今年4月本报与天津《城市快报》联动，寻找8名天津籍烈士获得极大成功，为4名为解放太原牺牲的烈士找到了家人。烈士杨德升的亲人在激动之余却带有深深的遗憾：“我们的亲人终于在60年后找到了，但我们却没办法证明他是烈士。”

　　烈士杨德升牺牲于解放太原的战斗中，有郑村烈士陵园的墓碑为证。但民政部门对烈士进行的是“属地管理”，烈士杨德升的籍贯是天津，只能由天津民政部门来进行烈士身份确定。而确认的依据一般为烈士英名录，烈士杨德升并没有被收录到天津的烈士英名录中。

　　难以证明自己的亲人是烈士已经不是杨德升亲人遇到的个别问题。从本报最近几年的报道中，很多烈士亲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由于时间久远，家人们要证明此“杨德升”正是彼“杨德升”变得很复杂。

　　“民政部门掌握着大量的烈士资料，通过比对山西和天津的资料是可以确定的，但让我们个人去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烈士杨德升的亲人有点无奈。

　　“吕大姐寻亲网”是许多寻亲者经常上的网站，里边收集了各地孤儿的寻亲信息、家人的寻亲信息、打拐寻亲信息。发布这些信息的初衷是便于寻亲者相互比对，达到寻亲的目的。但查阅资料库的寻亲者们很难有大的收获。因为，这些信息的数量依然很小；理论上，只有资料库达到一定规模，效果才会体现出来。大量的寻亲信息躺在民政部门和孤儿院的资料库里。而据记者了解，这些资料是不对民间组织或个人开放的。“我往上海的孤儿院跑过5次了，始终不让查资料。”对于自己的身世，寿阳的王先生只知道是从上海的孤儿院抱来的。多数的寻亲者都与王先生一样有着共同的遭遇，仅仅知道自己来自于某个城市的孤儿院，但却无法查询。

　　寻亲会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亲者，“寻亲基因库”则能够科学地鉴定亲缘关系，这两个形式都需要寻亲者付出一定的费用，而寻亲资料库则是最廉价的、基本不需要什么成本，适合多数人查找。但受制于政策、思维、知识、费用方面的影响，寻亲资料库的建设至今依然缓慢，达不到可以利用它来比对亲缘关系的作用。民政部门何时开放这些资料，以什么样的方式开放，将影响到寻亲者寻亲的成功性和时间的长短。

　　

　　怎样做到全媒体宣传

　　南京《金陵晚报》已经成功举办过多次江南寻亲会，在与本报联动的几次寻亲会上，数位在晋江南孤儿找到亲人。《金陵晚报》记者曾亚莉提到，在关于寻亲的报道上，媒体依然存在覆盖面不广的问题，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寻亲这件事。《金陵晚报》是面向南京地区发行的报纸，在南京之外，很多人难以看到。“应该搞成全媒体寻亲会，产生孤儿的地区的媒体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效果会比现在好。”

　　在与多家媒体记者互动后，大家都认为，媒体宣传不到位是制约寻亲成功率的因素，单纯的媒体来做寻亲，覆盖面不会太广。更有媒体记者提议，建立一个长效的“媒体寻亲联盟”来做这件事情。

　　采访中，许多媒体人形成一个共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人口流动将更加频繁，寻亲无疑将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寻亲会怎样举办、寻亲基因库的建设程度、寻亲资料库如何开放都会对寻亲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将直接决定寻亲活动的成功性；而由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出面来做这件事情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金钥匙。
http://roll.sohu.com/20110531/n308908615.shtml

　向北，向北，越走越冷的路，离开上海的火车一路向北，前往河南。

　　1957年至1960年底，温州地区有700多个婴儿分11批被送往河南。

　　50多年后，这些当年被送出去的孩子，都已年过半百，他们怀揣着与家人团聚的梦，不辞劳累，千里迢迢来温寻亲。

　　10月11日，其中90余名“温州孤儿”将从河南来瑞寻亲。

　　骨肉分离，“温州孤儿”河南安家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南方陆续遭受自然灾害。据1959年8月18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瑞安、景宁、平阳等地发生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月24日统计，就有浮肿病人10985人。许多贫困家庭为让孩子有条活路，忍受骨肉分离，将他们送往福利院。因人数众多，福利院无法负荷。

　　1957至1960年，当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央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协调北方经济条件好的省份，接收来自南方的弃儿，当年的口号是：一定要养活这些孩子。

　　当年，温州下属各县福利院把弃儿统一集中后，由温州养育堂（现温州福利院）送出。据一位当年在温州市民政局工作的人员回忆，有1500名孩子被送往北方，仅温州福利院就送出700多人。

　　这些孩子主要被送往河南的偃师、洛阳、三门峡、开封和山东等地。由于从温州送出的孩子都要经过上海，并在上海福利院补充给养，休整一天，然后再坐火车北上。这些孩子又被统称为“上海孤儿”。

　　10月11日，“温州孤儿”瑞安寻亲

　　50多年过去了，这些“温州孤儿”都已年过半百。他们有些早已知晓身世，费心寻亲；有些则顾忌着养父母，苦苦压抑寻亲之心。但他们都期盼有朝一日，圆梦温州。

　　这次寻亲会的组织者张剑就是一名“温州孤儿”，从2009年开始，他就开始组织策划寻亲大会。2009年和2010年，百名“温州孤儿”相继来温寻亲，期间共有10位“温州孤儿”找到了家人。张剑告诉记者，根据前两次的活动经验，他认为到温州下属县（市）寻亲，希望可能会更大。

　　据了解，本次寻亲团共有90余名从河南来的“温州孤儿”，他们将在温州、瑞安、平阳、乐清等地分站停留。10月11日，他们将到瑞安，并在瑞安停留两天。他们或初次寻亲，或在寻亲路上几经波折，但他们共同的心愿都希望能在这次寻亲大会上找到失散半世纪的家人。

　　或许，您所要找的亲人就在此次寻亲大会上；或许，之前的寻亲不成功只因他或她并未出现在寻亲队伍中；或许，您多一点坚持就能等来骨肉团圆。

　　若你家中有亲人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被送出，请拨打本报市民热线66886688—1，本报将作跟踪报道。
http://roll.sohu.com/20110926/n320507404.shtml

75岁的崇明老人张懋椿和张存义昨天上午10点赶到本报编辑部，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本报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两位老人在本报编辑部讲述当年经手“上海孤儿”粮油关系转出等情况。

本报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今天是2011年11月11日，被都市青年们称为“世纪光棍节”。郎情妾意的大多不懂“光棍”们的苦恼——但如果是四五十年都没有见过生身父母长什么样，那种苦，那种痛，又有多少人能懂？ 　　昨天，本报推出了“上海孤儿”寻亲的系列报道，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相关政府部门给出回应，有读者联系本报寻找失散的亲人，也有其他媒体联系本报希望追踪报道此事。 　　还是昨天上午，两位75岁的老人一早就从崇明出发，乘公交车前往市区，上午10点就赶到了本报编辑部，向本报记者讲述自己当年经手“上海孤儿”粮油关系转出等情况。尘封了50年的往事，在老人的讲述中，慢慢浮现…… 　　本报记者 丁元元 　　他曾为百名孤儿办理“粮油关系”转出 　　弃儿几乎全是崇明本地人，“父母哭得稀里哗啦……”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崇明岛确实有很多弃儿，几乎可以百分百肯定他们都是崇明人。”昨天一早，75岁的张懋椿和张存义从崇明县新河镇的家中出门乘车，上午10点就已经赶到了本报编辑部。两人读着《青年报》“上海孤儿寻亲”的报道，打开话匣子，一口崇明口音的上海话，讲述相隔了半个世纪的往事。 　　工作人员一根扁担 挑两个远离故土的弃儿 　　“那时候扔孩子，主要是两个地方——可能有钱的生意人门口，还有就是人流很大的小菜场——说扔在垃圾桶旁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崇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垃圾桶。一般扔小孩的时间都是凌晨3点至5点，晚了，就会被别人发现，早了，怕孩子会被冻坏。” 　　“有时，好心人会把孩子收养下来，有些成了大家养的‘公孩’，也有的就层层上交到‘大公所’。‘大公所’也会雇一些奶妈，每个月发10元钱，办一张‘粮食供应证’，一岁以下的孩子每月供给5斤粮食，超过一岁的是6斤。那时‘大公所’的孤儿基本都姓毛，然后是单名，名字可能是奶妈或者寄养家庭里‘养父母’名字里抽取的一个字。” 　　张懋椿回忆说，1956年至1958年前后，他在当时的“港沿粮站”工作，负责办理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粮油关系”的转入转出，而港沿正是教养弃儿的“大公所”（现为上海市第二福利院，当时可能已改名，但崇明人还是习惯称之为“大公所”）的所在。张懋椿记得，当时办理“粮油关系”有关手续的人很多，要从早上一直处理到晚上点煤油灯。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和他有工作往来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位姓施的是“大公所”的，另一位姓林的则是另一家民政局所属的慈善机构的。“每隔一两个月，他们都会办理一次孤儿‘粮油关系’转出的手续，前者平均一次转出四五个人，后者平均一次转出两三个人。”至于这些孩子的“粮油关系”是否直接转到河南等地，他说因为年代久远，自己也已经不记得了。 　　但他清楚地记得，把孩子送走的时候，工作人员挑着一根扁担，两边分别有一个篮子，篮子里就是一个降临人世不久的孩子，而等待他们的，几乎都已经注定是远离故土的命运…… 　　“反正3年时间里，我经手的大约有100个孩子。”张懋椿说，后来粮站改制，他也改为从事销售工作，就没有再接触“粮油关系”的工作。“但后来逐步开始宣传计划生育，生活条件也开始好起来，遗弃孩子的情况也少多了。” 　　“上海孤儿”们曾寄希望于能通过“粮油关系”的记录找到关系自己身世的蛛丝马迹，但如今“粮油关系”一说早就不存在，张懋椿也觉得“当时的相关记录肯定早已销毁”。 　　“当时小孩不听话 父母就吓唬‘卖到河南去’” 　　相比办理孤儿们的“粮油关系”转出情况，让张懋椿讲述更多的，是那个时代崇明岛尚未开发时的情景。 　　“上世纪50年代，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电。岛南边有一条公路，靠海的地方可以打渔，日子还好过一点，其他地方生活更艰苦……”有些从崇明送出去的孤儿很困惑，自己到底是不是崇明人。张懋椿告诉记者：“遗弃孩子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你去问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应该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弃儿，几乎百分百都是崇明本地人。” 　　另一位老人张存义说：“我们当时都知道，很多孩子送到了河南那一带，还有一些河南人专门来这里抱孩子。”他甚至举了一个例子说：“当时，家里的小孩如果不听话，父母就会吓唬他们说：‘再不听话，把你卖到河南去。’” 　　两位老人之前就已经听说了外地“上海孤儿”寻亲的消息，并且对此非常热心。张存义说：“我们可以去自己熟悉的地方摸摸情况，我记得有一家曾经送走过孩子。”张懋椿则回忆了一段往事：“1966年10月，我妻子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同病房有一对夫妻，应该是大兴工业14大队的，家庭条件很困难，生下孩子没几天，就偷偷扔在小菜场了。那场面我是见过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父母肯定是哭得稀里哗啦……” 　　记者寻访 　　百年“儿童福利院”曾留下孤儿们的身影 　　普育西路105号——很多“上海孤儿”挂在嘴上的一个地址——是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旧址所在。 　　从四号线南浦大桥站下，沿国货路走到第三个路口，就是普育西路，一条很安静的小路。1911年，这里成立了由天主教教会创办的育婴堂，据说当时门口有个可以打开的口，弃婴就可以从这里放进去，孩子一哭里面就知道了，便把孩子抱进去。1956年，这里正式更名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如今走到这里，105号的大门像是最近几年粉刷过，却仍然留着“1911”的字样，不经意地透漏出它长达百年的历史。这里的大门紧紧锁着，透过围墙，可以看到几幢不高却颇为古色古香的建筑，但看得出已经有些颓败。再往里，绿树成荫，或许里面还有片小园林。 　　在隔壁，记者看到了另一扇开启的门，门边还有一块“施工铭牌”，显示项目的建设单位是“上海社会福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筑面积8478平方米，工程类别为“修缮”，开工、竣工时间分别是今年8月31日和明年2月26日。 　　记者找到一位在这里居住了多年的老太太，她说：“儿童福利院很多年前就搬走了。”据网上的资料显示，它已经在2001年搬到了闵行区。小门口的保安也说：“我们只知道里面在装修，未来做什么，我们也不清楚。” 　　根据很多“上海孤儿”的讲述，在被送往北方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并被赋予过一个在福利院内短暂使用的名字。10月份，贺正军等人曾经来到儿童福利院寻访，但并非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普育西路105号，而是它的现址所在。当看到那些和曾经的他们有着相似命运的弃儿，很多人潸然泪下。 　　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一位曾经给予过寻亲孤儿很多帮助的好心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位好心人婉言谢绝了记者采访的要求。 　　普育西路105号。曾经喧闹的、充满了婴儿啼哭声和孩子嬉戏声的儿童福利院，如今一片安静。 　　她曾是育儿所副所长，经手了数千个孤儿 　　“一般一年送3批，一批五六十个人，一年送出去多少？” 　　裕溪路普育西路105号儿童福利院旧址。 　　本报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孙文珠老人。 本报记者 丁元元 摄 　　寻找孙文珠，得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再走上20分钟——而比这更遥远的，是她嘴里相隔了近50年的往事。在洛阳的“上海孤儿”向记者推荐，一定要找到孙文珠，她手里送出去的弃儿可能有上千个。 　　在嘉定老城清河路一个已经有30年房龄的小区，记者终于见到了孙文珠。她的家是一间并不宽敞的两室户，因为房间里有人，我们只能搬两个椅子，在厨房和过道里回忆那段往事。 　　1936年出生的孙文珠书读到小学毕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算有点文化的女性了。之前，她在嘉定的一家职工幼儿园里当“阿姨”。1961年，刚结婚不久的孙文珠被调到了嘉定县育儿所。她告诉记者：“育儿所应该是1958年左右成立的，最早是在南门附近，后来搬到了东门。我到了那里主要是做财务，但名义上说是副所长。负责的是一位姓顾的女所长，现在已经去世了。”具体经手了多少孤儿，76岁的孙文珠老人说自己也记不清了。 　　“弃儿多得不得了，太仓奶妈争领一月10元的补贴” 　　“那时候小孩子多得不得了，都是刚生出来的囡（孩子）。有的扔在路上，有的扔在厕所里……反正各个街道和镇里有扔掉的囡，就都送到我们这里。”说话有着浓重本地口音的孙文珠回忆说，当时几乎每天都会有弃儿被送到育儿所：“多的时候，一天要有三四个，不停地要去派出所给他们报户口。” 　　不过，育儿所里的空间并不大，工作人员也只有八九个。“收来的囡，我们接到了，就找奶妈，交给她们养一段时间。”负责财务的孙文珠，每个月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给奶妈们发工资。“当时大家工资都是一个月30多元，而给奶妈的钱是一个月10元。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妇女会来打听，育儿所要不要奶妈——基本都是附近几个镇农村里的，有些甚至是太仓过来的。如果当天没有，有的甚至会在附近住上一晚，第二天接着等消息。”“每个月到15号，一般都是给奶妈们发钱的时候，附近的会自己来领，远的我们就把钱送到她们所在的镇上，她们再去领。”作为财务，孙文珠记得，自己最多一个月去嘉定民政局领过5000元的经费——这里面包括了备用金、生病孩子的医疗，还有就是给奶妈的补贴——这大约要占2000元，也就是说，同时寄养在奶妈家的孩子就要达到约200人。 　　“送来的时候一两个月大，养到七八个月就要送走了” 　　“我们就是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孙文珠回忆说，嘉定县育儿所的孩子，每年都会分几批送到北方：“一般孩子被扔掉的时候也就一两个月大，养到七八个月就差不多要送走了。我们会在发补贴的时候，事先通知奶妈，让她们到时候把孩子送来。” 　　嘉定县育儿所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送到北方去了，只有几个最终在上海被领养。“顾所长家领养了一个，她的丈夫也是个老干部，一直没生孩子，就在所里领养了一个。其他很少有留在上海的。” 　　孙文珠记得，送孩子都会在相对暖和的时候：“8月送一批，9月送一批，开春了4月送一批。天太冷或者太热的时候不送，因为孩子在路上不好打理。一般一年送3批，记得最多一年送过4批，一批都是五六十个人，你算算一年送出去多少？” 　　“送到过洛阳、开封、新乡……山东送过一小批十几个人，反正主要是那个方向。很多地方我也记不住了。”孙文珠也曾经两次把孩子送到河南，但具体是哪里，如今已经76岁的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一次住在一个山顶上的招待所里。“事先会根据囡的数量，买好多少张火车票，到时候把火车上的座椅都掀掉，因为天气不冷，就在地上稍微铺点被子什么的，把他们摆在地上，有四五个人照顾。通常到那里，火车总要一天一夜。这时候孩子们要断奶了，路上给他们吃点奶粉。送的人一般有一个民政局的干部、一个医护人员还有几个保育员和临时工。” 　　对于当时的河南，孙文珠的印象是：“感觉挺穷的，那时候我们也不想多待，更不会想着出去玩玩什么的，总是急着回来。”按照她的回忆，为了防止搞错，送到北方去的孩子，每一个手上都贴着一张小小的橡皮胶，上面写着育儿所给这个孩子起的名字。“到了河南之后，当地民政局的人，会负责分配孩子。之前要领养孩子的人已经登记过了，等孩子来了，他们就过来领。” 　　而把孩子送走之后，孙文珠他们还要把孩子的衣服收回来，洗干净，晾干了，然后在火车站打包托运，大家再一起回上海。 　　如今，孙文珠早已记不清楚当初有多少孤儿从嘉定县育儿所送到了北方，她回答记者说是两三百个，但从她其他的陈述来看，显然不止这些。据从嘉定送出去的“上海孤儿”王金虎说，他查到的记录是自己的编号是670多号，查到最大的编号是2900多号。但孙文珠只记得：“每个孩子都有名字，但没有编号。编号可能是派出所编的？” 　　“厚透厚透”的登记簿找不到了，“我真没能力帮他们寻亲” 　　孙文珠回忆说，1964年嘉定县育儿所逐渐停办，大部分弃儿都已经送走，所里几个残疾的孩子转入了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同时，县里转而办了一家福利工厂，孙文珠和一些育儿所的同事也转入了福利工厂。“我还是做财务，一直做到退休。”后来，福利工厂也关了，育儿所的旧址，现在已经成了一片住宅区。 　　“当时已经开始逐渐宣传计划生育，生得少了，所以弃儿也就逐渐减少。有一个原来育儿所的工作人员，也是在福利工厂工作，但如果再有弃儿，就由他送到普育西路的儿童福利院去。” 　　关于这尘封已久的往事，据说曾经有人来采访过孙文珠。但当记者拿出《弃儿》一书和作者的照片时，她说：“隔了太多年，早不记得那人是什么样了。”但她告诉记者：“在我1990年退休以前，确实有一对夫妻来找过我，问我怎样找到亲生父母。还买了很多东西来，我是实在不好意思。” 　　但对于这样的求助，一口本地土话的孙文珠也很无奈：“当时确实是有一个本子，登记所有囡的资料——那本本子真的是厚透厚透，来的时候登记一个，直到送走了，再把他的名字信息划掉。但是事情隔了这么多年，育儿所早就不在了，这个本子也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即便登记簿在，恐怕也找不到。”孙文珠说，“登记的那些材料，哪会写他们的父母叫啥名字住在哪里？要是有这些，孩子早就被送回去了。就算有地址，现在变化这么大，估计也找不到。可能他们去民政局打听过，民政局现在的工作人员就让他们来问我。” 　　如今，孙文珠已经退休20多年了。在当年单位分的房子里生活，虽然并不宽敞，却也安乐。两个女儿都已经40多岁了，大女儿出生在育儿所停办的那年——1964年。而她的外孙，明年也要结婚了。 　　“我想，他们都50岁了，他们的父母恐怕已经不在了吧……我已经76岁了，真的没有能力帮他们寻亲……要不，你替我劝劝他们吧……” 　　各方反应 　　“当大家还在谈论冷漠，报道让我相信真情还在” 　　自从记者前往洛阳采访后，当地受访的“上海孤儿”们就一直和记者保持联系，询问稿件何时能见报。昨天早上，很多孤儿通过《青年报》网站看到了第一篇报道，都说心情十分激动，报道中的很多内容写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并一再表达了对《青年报》的感谢。 　　昨天，本报在官方认证的微博“青年报”上滚动播发相关报道和“上海孤儿”们的寻亲信息。微博信息被大量转发，很多读者表达了对这一系列报道的支持。 　　有网友表示：“这是个很人性的话题，让我对这段历史也发生了兴趣。”也有读者说，从“上海孤儿寻亲”的报道中，看到了“朴实真挚的情感”。 　　新浪博友表示：“看了今天的《青年报》‘上海孤儿寻亲路’的报道，很是感动，为了那坚持，寻的是亲情和自己的根；也有些无奈，‘必要时集体声明不会分割、继承遗产，不会要户口’。当大家还在谈论冷漠不冷漠的时候，报道让我相信真情还在。” 　　此外，也有媒体从业人员表示：“《青年报》这个报道很有爱，上班路上看了一路。”一位专业人士看了昨日《青年报》头版后表示：“头版图片是一张报纸内心的窗户。这只‘大眼睛’的内容选择，也将时时透露这份报纸的风骨和追求。” 　　有读者通过微博表示：“小时候隔壁单元楼下1楼的小孩他妈就是这批孤儿之一，好在十几年前已知道身世，找到无锡的亲人了。”一位扬州的网友在微博上留言：“我听奶奶讲过，我有一个伯伯，是在上海火车站丢的，老人家前两年也念叨这个，希望能有机会找到。”本报记者已经和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并将对他们提供的寻亲信息进行整理，首先提供给河南等地的孤儿寻亲组织。 　　由于昨天本报刊登的首批十条寻亲启事中，有一位寻亲者现居山西省晋中市寿安县。昨天实名认证的“晋中市公安局”也回复了本报的微博，敦促实名认证的“寿阳公安”核实相关情况，回复“《青年报》官博有无此人”等情况。 　　一位微博名显示为“崇明港沿团委工作人员”的读者表示：“前不久，我们单位民政部门也迎来了一批这样的孤儿，我们承诺一定尽力协助他们寻找，预祝一切顺利，大家都能幸福。” 　　此外，也有其他媒体联系了本报记者，并表达希望对“孤儿寻亲”跟踪报道。本报编辑部也明确表示，愿意力所能及地支持协助所有报道“上海孤儿”的兄弟媒体，这个报道不为“炒作”，不求“独家”，只是希望为寻亲的孤儿们助力。“在一份份沉重的亲情面前，‘独家’二字，实在太过苍白。” 　　寻亲启事（第二批） 　　符柯红 　　女，1965年3月15日生，当年6月16日从崇明岛送到上海儿童福利院。孤儿院时名“冷玛”，编号76号，户口1642。6月30日从上海儿童福利院送到洛阳被领养。 　　吴秋玲 　　女，1958年8月1日生,AB型血。1958年11月从上海送出，在洛阳东车站被养父母抱养。到洛阳时又黑又瘦又小，头形较难看。有隐形色盲基因（家族有色盲遗传），父母和兄弟姐妹中可能有显性或隐性色盲。 　　梁小丽 　　女，1964年2月5日生，A型血，在洛阳民政局抱养时大约2-3个月，登记显示来自崇明岛。 　　安世伟 　　男，1970年3月7日生，O型血，圆脸、双眼皮、左眉毛头上有颗黑痣、后背有颗比较大点的黑痣。1970年3月10日由崇明老残教养院送到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在孤儿院时名“乔泉”，当年4月27日送到洛阳市收养。 　　杨建玉 　　男，1965年3月19日出生于崇明岛，O型血。1965年深秋由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送洛阳被领养，在孤儿院名“忠震”，编号111。 　　岳巧红 　　女，1963年1月6日生，B型血。原籍上海，曾名“静贞”，抱到洛阳时约八九个月。养父岳贵福，曾为洛阳市民政局干部，养母李梅香。 　　符秀萍 　　女，1965年4月20日生，O型血。1965年6、7月份由上海民政部门送到洛阳，户口迁移证上有“冷冷”两字。养父母姓符，当时委托一索姓亲戚抱来。 　　薛小丹 　　男，1966年8月16日生，B型血。出生后被遗于崇明岛。当年10月12日，由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送往洛阳。 　　王玉燕 　　女，1965年2月28日生，O型血。左耳后和左背部各有一颗黑痣。养父从洛阳火车站抱回，号码牌已无法查证。 　　王占伟 　　男，1965年1月5日生，B型血。1965年6月12、13日从崇明老残福利院经上海福利院，于6月30日送到洛阳。 　　也许他们和你失散的亲人相似，也许你也在寻找一段尘封多年的亲情，或者你有相关的线索。
　　敬请致电《青年报》新闻热线61933111。
来源：http://youthdaily.why.com.cn/epublish/node4/node40300/node40316/userobject7ai293173.html

如果你是“上海孤儿”请和我们联系，56岁的郁琴想和你一起寻找亲生父母
　　2006年
　　郁琴第一次赶赴上海崇明寻亲。
　　2011年5月的一天
　　在黄浦江和南京路看了一圈后，郁琴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徐州。这是第四次。
　　1957年
　　这4名孤儿被来自徐州的四个家庭从南京抱回。至今，生活在徐州。
　　1957年11月4日
　　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接收一位出生1年零4个月的女婴，在她手腕系了一个刚取的名字：新封，后来改名郁琴。
　　1956年10月8日
　　上海来的崇涛、崇苏、崇少3名女婴登记到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录册中。
　　序幕
　　寻亲的郁琴
　　“后来理解了，因为当年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命。”
　　——郁琴
中国江苏网11月17日讯：2011年5月的一天，在黄浦江和南京路看了一圈后，郁琴一无所获的回到了徐州。这是她从2006年开始，第四次赶赴上海崇明寻亲的经历。
　　郁琴和一批通过网络认识的来自河南、内蒙古的“上海孤儿”们，一次又一次的试图重续50多年前的人生链条。而其中最能给郁琴带来希望的是她2006年首次前往上海崇明寻亲的过程。这是一场“上海孤儿”自发组成的寻亲会，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她哭了。“越往南走感觉环境越好，当时我就想，这么好的地方为啥还把我送出来？”郁琴说，“后来理解了，因为当年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命。”
　　在那次寻亲会上，一位老母亲拿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来到郁琴面前。照片里的小女孩，像极了郁琴一直珍藏着的自己小时拍的照片。郁琴搂着这位老母亲轻声问，你真是我的妈妈？老人流着泪，召唤来两个陪她一起认亲的子女，当郁琴和他们站在一起时，围观的人群中不时发出“像，真像”的声音。老人又问郁琴手臂上是不是有个痣，郁琴流着泪点了点头。老母亲回头冲着她的两个孩子说，这真是你们的妹妹，不会有错。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光顾她。在随后的唾液以及DNA检测中，还是排除了郁琴和老人的血缘关系。
　　“无论老太太是不是我亲妈，我都会把她当母亲对待。因为我的亲生母亲，应该也如她一样忍受着几十年的心理折磨。”自此之后，只要郁琴去上海寻亲都会抽出时间去看她。
　　纠结
　　尴尬中的寻亲
　　“要是养父母还在，我绝对不会寻亲。” ——郁琴
　　“小蛮子，你是小蛮子。”在郁琴的记忆中，这是小时候玩伴们对她的称呼。
　　每次遇到有人这样叫她，妈妈就会立刻牵着她的手找到人家门上，“谁喊俺家小妮蛮子的，你们家大人管好孩子。”这时，妈妈丝毫不顾邻里的面子，将话说完后转身就走。回到家里，妈妈安慰郁琴说，“乖孩子，别听他们瞎喊，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养父母对这个养女的疼爱，郁琴说“和亲生的没有什么两样”。
　　按照当时要求，只有家庭生活好，善良老实的家庭才会有资格收养到上海孤儿，而且必须要有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郁琴后来听说，她到徐州的第二年，南京还派人来调查收养的情况。“管我们那片的老民警，知道我是个孤儿，所以对我特别好。可惜他已经去世了。”
　　郁琴的养父母在前几年先后辞世，直到永远离开自己的女儿那天，两位老人也从没跟郁琴提过“领养”二字。“要是养父母还在，我绝对不会寻亲。”郁琴说。虽然如今养父母已不在了，但从小疼她到大的叔叔婶婶们还在，郁琴不愿让这些亲人知道她寻找亲生父母的事情。这也是她为何会用化名的原因。“或许我多虑了，但这样可能会好些。”
　　2005年，郁琴前往南京社会福利院查询当年的档案资料。在档案中，她找到了保存完好的有关自己被领养的记录，郁琴从档案中知道了自己来自哪里，也知道了自己在孤儿院时的名字：新封。也是在这次查询中，郁琴也顺利找到了崇涛、崇苏、崇少的档案资料。因为她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徐州同一处地方。
　　“那一刻，我像是找到了根，浑身发抖，却哭不出来。”几年后，想起自己查询档案资料的情景，郁琴的语气还是十分激动。四个身世相同的人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当这些确凿的信息出现时，结果却显得有些尴尬，郁琴回忆起当时场景，若有所悟地自言自语：“没有人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直到有人提到了她们孩提时的事情，气氛才逐渐热烈起来。
回忆
　　被改变的人生
　　1957年11月4日，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的接收记录上，多了39个从上海崇明教养院送来的孤儿。其中一个出生1年零4个月的女婴，被保育人员编上号码后，在手腕系了一个刚取的名字：新封。
　　在新封送来之前，同样是崇明教养院送来的孤儿中，三位分别被取名叫崇涛、崇苏、崇少的女婴已经在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生活了1年。1956年10月8日，上述三位孤儿在同一天登记到福利院的名录册中。
　　1957年，来自徐州的四个家庭将这4名孤儿从南京抱了回来。从此，她们有了新家庭，有了“爸爸妈妈”。
　　这一切对于还在襁褓之中的她们来说有些残酷。如果重新打量一下那个年代发生的往事，不难看出这是迫不得已。五十多年前，这些从南方过来的孩子，一路向北，寻找着生的希望。
　　而五十多年后，包括郁琴在内，他(她)们中的很大一批人又开始南下寻亲。
　　期盼
　　请徐州的“上海孤儿”联系我们
　　“当年，我们一起北上，一起被收养；如今，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再南下，一起去寻找至亲。”——郁琴
　　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能够活下来就是幸运，就是幸福，就是造化。如今，包括郁琴在内的四位当年的“上海孤儿”，都已经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郁琴说，她和其他三位“上海孤儿”已经参加了几次寻亲会，目睹了很多感人的相遇奇迹。当时被送到徐州来的，不仅这几个人，还有更多的孩子。或许他(她)们还能等，但亲生父母肯定已经等不及了。年岁已大的他们或许也正在寻找当年被逼无奈丢下的孩子。“所以，我们想寻找更多的‘上海孤儿’，大家一起找线索，一起回家。”
　　今天，我们在这里替郁琴寻找那些散落在徐州各地的“上海孤儿”，如果你想联系郁琴一起寻亲，可以拨打晚报热线85608110。
　　54年前的1957年，1岁零4个月的郁琴(化名)由崇明人民委员会送到了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在这里，她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新封。
　　那一年，有39名孤儿和郁琴同时被送到了南京。当时的郁琴肯定想不到，和他(她)们一样整个人生即将被改写的不仅是这39名刚出生就被遗弃的孩子。
　　50多年前，当浙沪地区的众多孩子因饥荒而被父母遗弃，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北方各地及其社会救助机构演绎了一次当时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人口迁移。
　　从上海蜿蜒北向的铁路记载了他(她)们生命的轨迹，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海孤儿。徐州的郁琴也是其中之一。
　　采写本报记者王彬
　　-链接
　　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从外地急调奶粉，派人赴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动员当地群众来领养，这些都难解燃眉之急。最终经周恩来出面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协商，弃婴们被引向一条漫长的求生路。“内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儿们接到内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抚养吧！”很快内蒙也满了，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寻找其他的栖身之所。南京、徐州、洛阳、济南、吉林，凡有火车所到处，均有当地家庭接受弃儿。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
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1/11/17/012092804_02.shtml

温暖“在每个乡镇都受到热情接待”无奈“孤儿们了解的信息比我们多”

在港沿镇，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寻亲孤儿的资料。本报记者 马骏 摄 　　从上周四起，本报推出了“上海孤儿”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送往北方的“上海孤儿”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尚欠发达的崇明岛。昨天，本报记者奔赴崇明实地寻访。 　　一路上，政府部门、相关单位以及普通居民都给予了寻亲的“老乡”们很大的帮助。一路上，也有一些情况让人沮丧——因为年代相隔实在太久远，有些知情人已经不在了，很多信息已经无从查证。 　　巨大的感动和弥漫的遗憾，如此尴尬却又如此顽固地交织在一起，书写出一番如此别样的滋味。本报记者 丁元元 　　》他们，尽己所能温暖孤儿心 　　港沿镇政府 　　“哪怕有一两个能够寻亲成功，也是件大好事” 　　“在崇明，我们感受到了很多故乡人的热心帮助。”10月中，一批在河南长大的“上海孤儿”来到了崇明岛寻亲，从岛上的最东边找到最西边，几乎走遍了崇明的18个乡镇，久违的家乡让他们感到一种别样的温暖。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了港沿镇人民政府，信访办主任茅德忠说：“国庆长假前，在洛阳的上海孤儿贺正军等人通过港沿网站上的镇长信箱，表达了希望我们帮他们寻亲的愿望。”经过镇长、副镇长的批示，信又转到了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该办公室主任裘国庆很快和贺正军取得了联系。 　　贺正军向记者提供过“港沿镇人民政府信访答复件”，内容是正式的官方函件，但在规范的格式背后，却是浓浓的人情味——“接见后，我镇职能部门有关人员即同您进行了电话联系，了解掌握有关情况并向您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根据您提供的寻亲资料，准备利用镇广播宣传帮助寻找；二、准备把您提供的寻亲资料复印后分发到各村、居委会，请他们协助寻找您的亲人。” 　　在来上海之前，河南的孤儿已经通过网络把寻亲的材料传到了上海。裘国庆向记者展示说：“这些我们都复印了30多份，连同他们带到上海的材料，分发到港沿镇下属的21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 　　“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有效的反馈。可能因为当时‘育婴堂’在港沿，但是这些孩子的来源未必都在港沿，所以我们也建议他们在整个崇明岛的范围内寻亲。”裘国庆和茅德忠说：“他们当中哪怕有一两个能够在崇明寻亲成功，也是件大好事，我们也会为他们感到高兴！” 　　贺正军说：“不只是港沿镇，我们去过的每一个乡镇都受到了热情接待，很多人热心地帮助我们寻找亲人，很多事情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此外，昨天记者还联系了崇明县民政局龚建琴局长。她在电话里表示：“他们提出的要求，我们都会尽力去做。他们主要就是说‘寻亲’，但是也提不出什么具体的要求，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第二社会福利院 　　“将心比心，他们每次来，我们都会派专人接待” 　　“当年的记录很简单，一张16开的纸，横过来，用尺划出一条条线，每一行记载的就是一个孤儿的信息。那些信息都非常简单，连送到哪里，都只记载省份。如今，这些记录已经很残破了，只看得出哪里写过字，甚至连具体写的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大公所”，这是很多崇明孤儿一直挂在嘴边的一个地方。当年很多孤儿是从这里被送走的。据说，清末时这里由外国传教建起了一所教堂，无力养活孩子的父母就将弃儿留在教堂门口，后来就逐渐就形成了“育婴堂”和学校。如今，这些分别成为了上海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以及一所中学。 　　院长杜建华请来两位在这里工作得更久的副院长为记者介绍情况。严院长说：“我从1983年就开始在这里工作，关于当时的情况，也都是从老一辈工作人员那里听说的。”“他们那些孤儿了解的情况，可能比我们还要多呢。”顾院长则为记者详细地讲述了那些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录：“现在我们连当时的经办人是谁都不知道，而做登记的，又和经办人不是同一个。” 　　“当然我们都会将心比心地为那些孤儿考虑，他们每次来，我们都会安排专人接待。”身为崇明本地人的顾院长说：“其实，最早的时候，大概十年以前，就已经有孤儿来我们这里寻亲了。当时院里面确实是非常重视，带着他们寻访了几位我们的老领导、老业务人员，但是能获得的主要信息也就是那些。如此反复几次后，再有孤儿来访，我们也只能无奈地对他们说：‘资料不全，无法查找……’” 　　》他们，无奈留下无尽的遗憾 　　新河九旬阿婆 　　曾送走七八个，反复念叨“河南的我帮你问问” 　　一片低矮的房子，三三两两操着崇明话的老人坐在屋子外晒太阳，新河福利院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老人味。门房的口音太重，基本无法听懂，只是让记者在一块写着所有老人名字的大牌子上，寻找顾阿婆的名字。 　　走进一幢平房，在一间摆着三四张床的房间里，只有中间的床位上躺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你们是哪里来的？”年过九旬的她躺在床上，紧紧抓住记者的手。老人的手还挺有力，但全身的皮肤都已经严重地起了褶皱。护理人员说她有时说话有些糊涂，加之口音很重，和她交流并不容易。 　　通过其他途径，记者了解到：当时顾阿婆的丈夫在河南某地工作。在老家崇明，有些家里觉得没有经济能力养活新生的孩子，就会托她帮忙，送到河南去。据说，这其中甚至还有顾阿婆妹妹的孩子。“你是哪里的？上海郊区的还是河南的？”阿婆也许是把记者当做了寻亲者，反复问这个问题，她说：“送到上海的我真的不知道，你去堡镇打听。如果是到河南的，我送过七八个过去，可以给你讲讲情况。” 　　这时有个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走进来，询问来访者是谁，顾阿婆说：“是我亲戚。”待对方走后，她又说：“没关系，你要问啥就说啊。” 　　虽然老人表现出了精明，但听力已经不佳，加之年龄方面的因素，还是很难和记者交流，只是反反复复地说着那么几句话：“我往河南送过七八个孩子。”“河南的情况我知道一点，送到上海郊区的我不知道。”“你是寻亲的吗？还是你妹妹要寻亲？”甚至连问她几岁，她还回答“二十七八岁”。 　　记者了解到，不久前有一位徐先生（化名）从河南某地来沪寻亲，他可能就是顾阿婆妹妹的儿子。但是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她也始终说不清楚，只是含糊地提到了一句：“我把孩子送到老徐家里……”之前，记者也和这位徐先生有过联系，但由于他的养母仍然健在，颇有顾虑的徐先生最终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 　　因为顾阿婆的实际情况，采访无法继续下去，记者只得起身和顾阿婆道别，但换了几种方式表达，老人还是听不懂，只是反反复复地说着那几句话：“河南的我可以帮你问问……” 　　张存义老人 　　几年前有人来认亲，“兄弟怕分家产，没有相认” 　　上周四，本报“上海孤儿”寻亲报道见报当天，75岁的张存义、张懋椿老人一早从崇明赶往本报编辑部，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了张存义居住的新河镇兴教村镇南四队。在他家门前，老人热情地迎了出来。老先生进一步向记者介绍了很多情况。“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有个兄弟当年‘扔’过孩子，他现在有两个儿子，一个住在东滩，一个住在西滩附近，几年前有个兄弟回老家来认亲。但是兄弟可能是怕认亲的来分家产，没有和他相认……”说到这里，张存义有些感慨：“唉，就这么点破房子，有什么好担心的……”

http://youthdaily.why.com.cn/epublish/node4/node40385/node40388/userobject7ai293783.html

12月26日，安徽省庐江县冶父山。从河南鹤壁赶来的张梅英与86岁的亲生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任凭泪水流淌，久久不愿分离。“妈！”57年了，张梅英终于见到了亲生母亲，一声“妈”让在场的所有亲人都泪花闪闪。

　　骨肉分离57年，如何传奇相认？记者采访到了一段传奇的寻亲故事。

　　她8个月大时被抱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浙地区连年自然灾害，大批婴幼儿被遗弃，后来被陆续送往全国各地，这些人被称为“上海孤儿”。张梅英就是一名“上海孤儿”。她是从上海育婴堂抱来的，抱来时只有8个月大。

　　养父母很亲她，生活也很好，但张梅英却时刻都梦想着能找到亲生父母。她曾多次寻亲，但都没有结果。

　　“歪打正着”找到亲生母亲

　　今年国庆期间，“寻亲大姐”吕顺芳在扬州等地举办寻亲会。

　　这次，张梅英因故未能前往，但她委托朋友把寻亲资料带去，悬挂在现场。寻亲会上，扬州的张在林先生发现，张梅英很像家中失散的妹妹。由于父母都已过世，“兄妹”俩相约将血样寄到了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进行DNA比对。12月20日，鉴定结果出炉：两人并无血缘关系。“兄妹”俩都很失望。

　　然而， 当工作人员将张梅英的DNA分析数据输进“寻亲人员信息数据库”时，却意外地发现：她与浙江丽水陈丽君86岁老母亲柯宝仙的数据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两人是亲生母女。

　　全家团圆有喜有泪

　　找到了家人，86岁的母亲还健在！张梅英几乎无法相信，陈丽君也喜出望外。她说，1954年母亲在上海生下妹妹，由于生活困难，含泪将1个月大的妹妹留在了宾馆。寻找这个妹妹，成了母亲一辈子的心愿。1966年，她曾代表全家到上海寻亲，线索在派出所就中断了。

　　柯宝仙老人长期在安徽庐江县冶父山生活，一家人相约到那里团聚。26日8时，张梅英领着两个儿子风尘仆仆赶到了庐江，陈丽君领着全家老小也早从浙江丽水赶来。

　　母亲早已等候多时，骨肉分离57年，终于紧紧相拥！张梅英抱住了亲娘，外孙给姥姥跪下，一家人泪水流淌，笑声飞扬。

　　（据《大河报》） http://roll.sohu.com/20111229/n330644308.shtml

本报讯 为帮助众多“江南孤儿”寻亲，今年五一前后，江苏宜兴、无锡、江阴等地将继续举办大型公益寻亲活动。

　　4月29日，宜兴寻亲会在宜兴市树人中学举行；4月30日，无锡寻亲会在无锡市惠山区堰桥社区会议室举行；5月1日，江阴寻亲会在江阴市高级中学初中部举行。

　　寻亲活动主要针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无锡、上海、苏州送领养至各地的孤儿及离散家庭。活动不收任何费用，参与者自行承担交通、食宿等费用。寻亲者可拨打13939015788与张女士联系。联系电话：0510-87204306。
http://roll.sohu.com/20120413/n340401102.shtml

昨天，记者接到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和首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寻亲大姐”吕顺芳的电话，吕顺芳表示，为了让更多的“上海孤儿”继续寻亲，早日找到自己的亲人，她的公益网站联合江苏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决定在今年“五一”期间再次举办寻亲会。　　交谈中，吕顺芳言辞恳切：“我们已经举办了多次寻亲会，有那么多的‘上海孤儿’找到了亲人，很让我们欣慰，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们没有找到亲人，所以我们决定4月29日在宜兴市树人中学、4月30日在无锡市惠山区堰桥社区会议室、5月1日在江阴市高级中学初中部继续安排寻亲会。 ”
　　吕顺芳表示，希望各地寻亲者早作准备，寻亲活动是公益活动，主办方不收任何费用，寻亲者需自理食宿、交通等费用。另外应组织者的邀请，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将派员前来现场采集鉴定样本，现场会先给老人们采集样本，稍后再采集孤儿们的样本。联系电话：0510-87204306。吕大姐寻亲网：http://www.lvdajie.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49
　　名词解释
　　上海孤儿，一般指在1960年至1963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被抛掷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一带各大城市，之后又被转移至华北地区的大量弃婴。
http://www.dzwww.com/rollnews/news/201204/t20120413_7531673.htm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上海、江苏等南方地区的3000余名孤儿因为粮食匮乏而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乌兰夫同志，曾从内蒙古调拨奶粉以解南方孤儿的燃眉之急，但考虑到此举也不是长久之计，便提议将其中的3000余名孤儿接到内蒙古由草原母亲抚养，而其中的50名孤儿被接到了通辽这片土地上，草原母亲用乳汁、鲜牛奶甚至于自己的生命把这些“国家的孩子”养育成人。如今，这些昔日的南方孤儿多已年过五旬，他们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他（她）们迫切希望找到自己的“生命之根”，他们一次一次通过江苏省宜兴市的一位热心人吕顺芳创办的“吕大姐寻亲网”和“寻亲大会”试图找到自己的亲人，但因历史的荒芜、记忆的缺失，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他（她）们用倔强的足迹，让人们感受到亲情的可贵。4月27日，通辽的4名“南方孤儿”将再一次南下寻亲。

    那一年，我们生于江浙皖
　　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昔日上海孤儿感触颇深，她告诉本报记者：“当年上海闹饥荒，险些连树皮和草根都没得吃，而各家各户的父母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生存下来，便将最小的孩子遗弃在街头，因为当年尚在哺乳期的我们根本吃不了树皮。其实，之所以将我们遗弃，也是希望孤儿院能将我们收养，给我们一条生路。”她告诉记者，当时她被送到通辽时才七个月左右，这些都是后来才得知，至于自己确切的年龄和生日，她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被送过来时，年龄都是靠育婴院的保健医根据外形估计的，所以具体年龄甚至于具体姓氏全不知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1958年到1963年期间，上海孤儿院每天平均接收190多个被遗弃的孤儿，总计几乎能达到五万多人，现如今遍布于全国各地。而被送到通辽的昔日孤儿如今最大年龄58岁，最小年龄也有53岁左右了。
    草原母亲哺育我们成长　　
　　自3000余名孤儿来到草原后，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草原父母用完整的爱浇灌并哺育他们成长。在此次采访中，记者有幸联系到了已经85岁高龄，当时任设在哲里木盟医院的上海孤儿服务站保健医生的赵瑞兰老人，她当年负责照顾这些孤儿。据她回忆，当时她是通辽市医院（现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儿科医生，被临时抽到盟医院（现通辽市医院）当保健医，和另一名保健医陈友信共同照顾这50多名被送来的孤儿，主要负责日常起居和健康状况检查，并及时给予治疗。
    赵瑞兰说：“这50名孤儿都是当年通辽市医院儿科主任精心挑选、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年龄均在3个月——2岁之间。这些孩子被分成两批送来通辽，胳膊上还附有编号并以此进行区分，当时我们的院长便统一为她们更改了蒙古族名字，例如女孩叫菊花，男孩叫巴图，且仅有蒙古族人才能领养这些孩子。另外，领养这些孩子也是有要求的，条件不好的家庭不能领养，我们对领养的家庭会进行调查。”
    说起这些孩子的年龄，老人告诉记者，其实都是她们估计出来的年龄，“因为当时孩子的身上根本没有任何能证明年龄的证件，因此，她和其他几名医生就根据孩子们的牙齿、骨骼以及‘三翻、六坐、八爬’等自然生长规律，给每个孩子建立了入院病历。”
    赵瑞兰说，来到通辽的这批孤儿于1964年左右已经被领养的所剩无几，而且草原家庭对这些孩子也关爱备至，孩子们几乎都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这让她十分高兴与欣慰。“这次他们参加寻亲会，我由衷的希望他们都能寻找到自己的‘根’，毕竟这是他们的亲生父母，最终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姓氏，知道自己来自于何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吕大姐带领我们开启寻亲之路　　
    对于五一期间的这次寻亲会，记者电话采访了“吕大姐寻亲网”的创办人吕顺芳。据她介绍，在2000年寻找妹妹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与她有同样经历的伤心人，当深深知道他们内心的苦与痛后，她便决定开设这样一个亲情网站，开展大规模的寻亲活动，希望能让更多遗失亲人的人找到自己的“根”，找到自己的亲人。“这两年草原上的‘南方孤儿’来到江浙皖一带寻亲，我祝福他们，祝愿他们找到自己梦中的爹娘。”
    2012年五一假期“吕大姐寻亲网”又一次组织起这次“寻亲之旅”，4月29日在宜兴市举办；4月30日在无锡市举办；5月1日在江阴市举办。三天时间，三座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踏寻“寻根之路”，挖掘一段历史，寻找一段亲情。
    江苏卫视关注通辽“南方孤儿”
    4月25日，江苏卫视《新闻眼》栏目组的两位记者来到通辽，录制在通辽生活的13位“南方孤儿”的生活情况及寻亲信息。“寻亲活动已经举行十二届了，得到各地政府和众多媒体的关注，这几年‘南方孤儿’寻亲圆梦的人越来越多，这次我们来到通辽，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南方孤儿’可以找到自己的亲人，找到自己梦中的爹娘，让脑海中模糊的亲情片段清晰起来。”江苏卫视记者方晨说。
    据了解，当年来到通辽的“南方孤儿”共50人，但是参与这次录制的却只有13人，去参加寻亲活动的有4人。“自从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后，通过各种方式，我们能联系上的只有13个人，其他的都已经失去了联系。由于各种原因，这次虽然只有我们4个人去参加寻亲活动，但是我们都带上了其他人的照片，带着他们的希望参加此次寻亲活动。”活动参与者杨雅琴告诉记者。
    这几年，寻亲从未停歇
　　已经有过四次寻亲之旅的杨雅琴这次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带领我们踏上了“寻根”之旅：“虽然我在通辽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生活了大半辈子，但是我的心告诉我，我要知道我的根在哪？”
    2010年蒙牛全程赞助“南方孤儿”寻亲活动——“蒙牛传情，草原圆梦”的大型公益活动让杨雅琴第一次走上了寻根之旅。“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当时就想着要是能找到自己亲爹亲妈该有多好，这样我就知道我到底姓什么，让我知道我的根在哪？我是三岁左右的时候来到通辽的，模糊的记忆，模糊的情感让我对南方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报纸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对各式寻亲活动的报道，我的心也跳动起来——我要找到自己的‘根’。”
    就这样，从2010年开始，杨雅琴四次参与“吕大姐寻亲网”组织的寻亲活动，每次都带着激动的心情，怀着梦想而去，上海、南京、苏州、扬州、嘉兴等地留下了她的足迹和泪水，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有碰到疑似的亲人么？”记者问。
    “怎么没有啊，碰到过两次。当时我举着幼年、青年、中年的照片，在寻亲板上写着哪年去的内蒙古，没想到真有人来到我的面前，而且长相非常相似。当时我特别激动，可是通过DNA测试，证明我与亲人又失之交臂。”
    “这样找好比大海捞针，您觉得值么？”记者问。
　　“值。”杨雅琴坚定地说。
    这一年，希望我们能找到“生命之根”
　　对于此次寻亲会，江苏卫视的记者方晨主要负责内蒙地区的采访，她告诉记者，此次寻亲行程分别为内蒙古、河南、河北、新疆等五个省市，此行的目的便是找到这群孤儿，聆听他们的故事，也希望能了解到这些“南方孤儿”与养父养母之间的故事，以及在他们得知自己身份的同时对自己的家乡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其实，寻亲活动就是他们对落叶归根与血脉真情的一种渴望，我在与南方孤儿接触中发现，他们喝着内蒙古草原的奶长大，内心中着实感谢草原父母，尽管如今生活幸福，但心目中对于家乡的渴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方晨说。
　　如果您也正急切寻找着这样的生命之根，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亲人和朋友或者有相关的线索，请与我们联系，让我们共同为他们圆梦。
　　4月27日18时，记者与几位寻亲者联系后得知，他们已经坐上了南下的火车，踏上了寻亲之路。
　　本报将继续跟踪他们参加寻亲会的后续情况。
　　记者微博网址：  http://t.qq.com/natalie---fighting。     
　　本报新闻热线：6380110
来源链接：http://www.0475.org/html/201206/08/170759790.htm

简述：晨报讯（记者 席适之 实习生 马龙歌）爸爸妈妈长啥样？自己生日是哪天？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再寻常不过，可对于淇滨区的苗凤英，这些是53年的未解之谜。8月20日，记者接到苗凤英的求助，希望通过本报寻求她亲生父母的……
       晨报讯（记者 席适之 实习生 马龙歌）爸爸妈妈长啥样？自己生日是哪天？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再寻常不过，可对于淇滨区的苗凤英，这些是53年的未解之谜。8月20日，记者接到苗凤英的求助，希望通过本报寻求她亲生父母的消息，一解她的身世之谜。
今年53岁的苗凤英是淇滨区天一小区的居民。1977年，苗凤英的母亲（养母）去世时，她无意中从邻居的口中获知，她是一个抱养来的孩子。1983年，苗凤英的父亲（养父）去世后，她的舅舅才正式告诉她，她确实是一个抱养来的孩子。
原来，1960年，苗凤英被亲生父母送到了上海孤儿院（现为上海儿童福利院）。后来，上海孤儿院将一大批孤儿分送到全国各地。当时，苗凤英被送到了鹤壁。当时，矿务局（现为鹤煤集团）二矿组织了领养活动，苗凤英被养父母抱养，当时只有八九个月大。
“我从小身体弱，经常生病，可养父母对我百般呵护，把我抚养成人。一开始得知自己的身世时，怕影响我和养父母之间的感情，就没去寻找亲生父母。”苗凤英对记者说，直到1983年养父去世，她才开始寻找亲生父母。
“1996年，我给上海民政局写信，信被转寄到上海儿童福利院。一位当年参与向全国分送儿童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年，很多儿童被送到了孤儿院，大部分儿童都有姓名和家庭住址，唯独我没有能证明身份的有效信息，所以就一直没有被送回亲生父母身边。”苗凤英说，这些年，她一直在努力寻找亲生父母，可丝毫没有线索。
苗凤英告诉记者，虽然她现在已年过五旬，女儿也已上了大学，但家人都支持她寻找亲生父母。“希望通过《淇河晨报》，能找到当年的知情人，为我提供一些有效信息，使我在有生之年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苗凤英说。
http://news.shangdu.com/hebi/20120821/123_56878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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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前后，4场专门为“上海孤儿”举办的大型寻亲见面活动，将分别在宜兴、常州、江阴和无锡举行。昨日，“寻亲大姐”吕顺芳给本报发来专函，邀请河南各地的“上海孤儿”回家寻亲。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南方地区很多贫困人家无力抚养婴儿，许多孩子被送到上海遗弃，后来又被政府统一送往河北、陕西、河南、内蒙古等地，这些孩子被称为“上海孤儿”。
　　近年来，“寻亲大姐”吕顺芳与包括本报在内的一些新闻媒体相继组织开展了多场寻亲活动，使不少“上海孤儿”找到亲人。据介绍，今年的寻亲会将设四个会场，具体时间与地点为：4月29日，宜兴市树人中学；4月30日，常州市湟里初级中学、江阴市高级中学初中部；5月1日，无锡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提醒
　　本次寻亲会纯属公益活动，不收任何费用，寻亲者只需自理差旅费、食宿费，最好能组团前往。若有疑问，可拨打吕大姐寻亲热线0510-87204306咨询，并可联系河南寻亲团负责人张女士组团前往，电话：13939015788，QQ：451732799。

http://news.sina.com.cn/o/2013-04-18/0439268600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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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找到家人的周进峰（右）告诉李新法，寻亲一定要有耐心 本报记者 李勇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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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聚会，“上海孤儿”在一起合了个影

名词解释

　　“上海孤儿”

　　百度百科对“上海孤儿”的解释是：1959年始，中国各地均陷入不同程度的粮荒，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由于人口稠密，受影响最严重。许多农村家庭由于所分配到的定额粮食不能满足全部成员的生存需求，于是许多家庭选择将幼年子女遗弃到上海等城市。1960年，各大城市的福利机构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加上粮食形势日趋严峻，各福利机构无力抚养。于是继内蒙古之后，陕西、河北等地陆续接收了大批江南地区转移来的弃婴。这些孩子统称为“上海孤儿”。

　　这是一段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1960年前后，中国遭遇饥荒，尤以上海周边的长三角最为严重。为了让年幼的孩子不被饿死，许多父母狠心将孩子抛弃在上海街头，希望能被好心人收养。一时间上海街头出现很多“孤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有组织地将这些孩子用火车疏散往内蒙古以及河北、陕西一带。其中约200名被称为“上海娃”的孤儿被我省潼关县民众收养。

　　50多年过去了，如今普遍年过半百的他们，踏上了艰难的寻亲路。

　　55岁的朱旺芹家在潼关县城开了一家饭店。5月30日午饭刚过，来了一位架着双拐的妇女，皮肤有点黑，瘦瘦的。她赶忙上前招呼。妇女讪讪一笑说：姐，我也是“上海娃”。

　　一句“上海娃”让朱旺芹心头顿时一热，赶紧招呼来人坐下，并喊服务员上最好的茶水。妇女说她叫孟麦宁，出生于1958年，希望朱旺芹能帮她找到南方的家人。

　　在潼关，朱旺芹和她的“寻亲团”已经联络到了超过100位被称为“上海娃”的特殊人群，年龄55到62岁左右，其中以女子居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1960年5月被以孤儿身份、从上海市孤儿院用火车送到潼关的。年龄最大的8岁，最小的尚未断奶。

　　2000年始，这些“上海娃”纷纷萌生南下寻亲的念头。13年过去，尽管寻亲路艰难漫长，但截至目前已有近50名“上海娃”找到了南方的家人。

　　如今，寻亲活动依旧在大海捞针般地进行着。朱旺芹家的饭店，成了寻亲团的联络点。

　　火车站发放“上海孤儿”，补助15斤大米

　　1960年潼关春天来得有点迟，已经5月天，许多人还穿着黑粗布夹袄。这一年安徽宿县人季维康27岁，他从老家来潼关投奔亲戚已有10个年头了。

　　5月下旬的一天，正在棉花房里干活的季维康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一个消息，说从上海送过来一批孤儿在潼关火车站，让家里没孩子的和愿意认养的人赶快去领。

　　撂了手中的活，季维康和许多人一起跑到火车站看热闹。当年2月，潼关县城已经从老潼关整体搬迁到了今天的地址，但火车站仍在老潼关县城西门外。季维康回忆说，孩子们是乘坐一辆锈迹斑驳的绿皮火车进站的，火车头上冒着呼呼的黑烟。火车进站后，孩子们被一个个接下火车，年龄稍大的或席地而坐，或靠墙站立，年龄小的全被放在站台的草席上，多数蜷缩成一团。

　　季维康说当天火车站有两种声音他至今无法忘记，一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闹声，二是高音喇叭里女播音员有气无力的“认领通知”。大意是，这些孩子都是从上海孤儿院送来的，希望当地人认领回家抚养，领导干部要带头等等。

　　“许多年龄大点的孩子显然被饿坏了，要靠着墙才能站住，都耷拉着脑袋。”已经80岁的季维康回忆说。

　　这些衣衫破缕、哭爹喊娘的孩子每人手腕上都绑着一个绿色的布条，上面写着文字，有姓名和出生地等身份资料记号。

　　潼关火车站发放“上海孤儿”进行了两天，认领结束。据孤儿李万成考证，当年孩子们来潼关的确切时间是1960年5月24日，人数约173人。这是潼关县民政局的一位老领导告诉他的。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数当事人都已经离世。记者几经周折，未能找到关于“上海孤儿”的相关资料和档案。

　　廉彩亮也是“上海孤儿”，其丈夫许明礼说，据他走访，当年送到潼关的应该在200个左右。其中包括运送过程中，因为疾病或饥饿而夭折的孩子。

　　当年对于领养“上海孤儿”的家庭，政府一次性补助15斤大米。在当时，一个成年人一月的口粮为15斤粗粮。

　　关于1960年的“大饥荒”，62岁的许明礼在回忆录里如此记述：“一九五八年中秋节以后，全村人就开始吃集体食堂。集体食堂开始还不错，可是，越办越差，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生活标准一天一个样。集体的东西都不爱惜，粮食胡糟蹋。到了五九年，粮食收成不好。自然灾害频多，干旱、蝗虫遍地。每天早上太阳没出来之前，全村人都到地里灭蝗，用布鞋底钉上竹片或绑上竹片，每人一手一片，人挨着人朝地上拍打，太阳出来了，蝗虫的翅膀干了就飞走了。回家时捡些大个的蝗虫拾回家，把翅膀和内脏去掉炒着吃很香的。”

　　许明礼是安徽人，是1970年来的陕西。

　　季维康还有更恐怖的回忆。1960年，他回宿县接家人来陕西，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死的人太多，都是草席一卷，随便挖个坑就埋了。

　　第一次聚会，“上海娃”如见亲人抱头痛哭

　　潼关第一个组团寻亲的“上海孤儿”叫曹敏霞，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1958年。多年后养父母告诉她，出生日期是当年他们被送到潼关时，根据个头的大小随意写的。

　　养父在县城工作，母亲在乡下种地。相对于其他“上海娃”，曹敏霞生活在一个不错的家庭环境里。尽管如此，“上海娃”的绰号还是让她自卑。她暗暗叮嘱自己，总有一天要去上海找亲生父母，质问他们当年为何如此狠心……

　　曹敏霞18岁生日时，养父母看出了她的心事，很郑重地告诉她：你是当年被政府从上海送过来的，当时你手腕上有一个布条，上面写着“江字99号”，全部信息仅此而已。

　　1976年，曹敏霞认识了丈夫李刚。结婚前，丈夫问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曹说是去上海找亲生父母。丈夫说，等有条件了，我会帮你去实现。

　　2000年夏天，李刚在潼关县城一家家具店和人聊天，沙发上扔了一张报纸，一则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唐山孤儿泪洒黄浦江》。讲述的是河北唐山有一批孤儿在上海找到家人的故事，背景是1960年。

　　抓起报纸，李刚撒腿就往家里跑。看完报纸，曹敏霞放声大哭。随后在李刚的联络下，近70名当年被送到潼关的“上海孤儿”第一次坐在一起。曹敏霞记得，这天是2000年的中秋节，如同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纷纷抱头痛哭，因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印记“上海娃”。这次聚会议定，“陕西潼关县上海孤儿寻亲团”成立，愿意寻找亲人的“上海娃”每人向寻亲团缴纳寻亲经费200元，作为启动经费。如今，这支寻亲队伍已扩大至百人左右。

　　“上海娃”南下寻亲的消息在潼关县传开后，当地一些私企和单位也纷纷赞助，你五百我一千地捐款。

　　2000年10月24日，由李刚、李万成和周进峰三人组成的“陕西潼关县上海孤儿寻亲团”乘坐火车南下上海。三人中，李刚是“上海娃”曹敏霞的家属，另两人都是“孤儿”。

　　原上海市孤儿院早已更名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几经周折，找到福利院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先生。老人说，你们在上海不会有任何收获，因为从1959年到1962年，上海市孤儿院每天都可以从大街上拣到上百个弃童，大部分是上海周边的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带过来扔下的。因为当时长三角一带粮食急缺，城市条件比农村稍好。送往北方各地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警察在大街上捡回来的，年龄是根据孩子的牙齿状况填写。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档案可供查询。

　　老人建议他们三人到上海周边的苏州、无锡和南京等地碰碰运气。临别，老人说：无论将来能否找到家人，都别怨恨亲生父母，因为当年把你们带到上海扔在大街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当时上海周边饿死了许多人的”。

　　从上海市福利院出来，面对滔滔黄浦江，三个中年男子一下子体会到了什么叫“大海捞针”。

　　“寻亲大姐”家偶遇，这人“太像我嫂子她爸了”

　　寻亲团南下时带了三样东西。一是几盘录像带，70多个“上海娃”面对镜头说了几句话，比如自己今年多大了、身体有啥明显特征印记等。二是一本统一格式的“寻亲”资料本，里面除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身高和血型等信息外，还有头像照片和联系电话地址。第三样东西则是当地的土特产酱菜。

　　在苏州和无锡，寻亲团除在街道张贴“寻亲告示”，悬挂“陕西潼关"上海娃"回家寻亲”横幅外，还和当地电视台联系做“寻亲”节目。但都没有收获。

　　就在最迷茫的时候，同行的李万成突然想起了一个叫吕顺芳的江苏大姐。李万成上世纪70年代做电影放映员，一直想寻亲。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自费订阅《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

　　“寻亲大姐”吕顺芳的故事是李万成从报纸上看到的，文章说江苏宜兴妇女吕顺芳自费办了一个“寻亲驿站”，义务给全国各地寻找亲人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帮助。去南京的三人随机改道江苏宜兴。吕顺芳大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连夜搬出全部寻亲信息，让大家参考比对。

　　那是2000年10月31日。这一天，当地宜城镇女子姚某也来吕家，当她看到来自潼关的周进峰时，突然感觉周特像自己的一个亲戚。吕大姐问到底像谁？姚某想了想说，太像我嫂子她爸了，也姓周。

　　宜兴周家所在的村子叫边家庄。姚某的嫂子有个哥哥叫周凤祥，出生于1957年，听家人说“三年困难”时期送去了上海，后来再没有音讯，为此家人还去过河北唐山、邯郸等地找过。

　　吕顺芳笑着喊周进峰进来。对方眼睛一瞪：和我爸年轻时一个模样。问血型，都是A型。

　　听说周家失散多年的儿子找到了，周家的亲友从各地全跑了回来。所有的人都说，这就是周家老三，连DNA都不用做。

　　哥哥周凤祥拉着周进峰的手只是哭，他比弟弟大三岁，当年全家都没吃的，本来要送自己去上海，但他身体不好，担心送出去难活命，就决定送老二。先是送到了上海的姨家，实在没办法就带到街道上，大人躲在远处悄悄看着，等警察抱走了离开。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父母就惦着要去上海找二儿子。父亲1997年去世前，还拉着他的手说：“你死以前一定要把你兄弟找回来”。

　　周进峰的意外寻亲成功让大家有了希望。

　　银行干部陆国华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寻亲团横幅的。他有个亲妹妹当年也送去了上海。陆国华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来自陕西的三个汉子。三人将随身带的资料拿给陆国华看。当翻到廉彩亮时，陆国华不翻了。

　　问还有啥资料？李万成给他打开录像带。看完录像带，陆国华给三人每人发了一支烟，然后说，这个廉彩亮就是我妹妹，她的名字叫陆火美。

　　为啥这样肯定？陆说，她和我娘年轻时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她娘还活着。次日，廉彩亮和母亲通电话。寒暄过后，廉彩亮问母亲：我有啥细微特征或印记吗？母亲说，你1岁多时，右脚面起了个疖子，后来拿草药抹好了，有个疤。廉彩亮当即脱了袜子看，右脚面真的有个疤。电话里，廉彩亮顾不上喊妈，放声大哭。

　　几天后，廉彩亮回到自己阔别40多年的家，南京市溧水县（现溧水区）晶桥镇陆家村。母亲说：“当年南京一带都没有吃的，你爹被饿得在家都张不开嘴了，是后来用筷子把嘴巴撬开，用面汤喂活的”。本来将她送给了上海当地一家人。结果对方家里有吃的，饿怕了的廉彩亮猛吃饼干，结果病得不成样子。对方怕养不活，就扔到了大街上。后来陆家去上海找，对方说丢大街上了。

　　听说陆家失散多年的闺女回家了，村子的人纷纷来看热闹。廉彩亮觉得一个老太太很像一个熟人。老太太说自己有俩闺女，1960年送到上海扔在了大街上。后来一个找到了，另一个一直没消息。

　　廉彩亮当即就和那个熟人联系，结果双方一问体貌特征，很快让母女俩相认了。

　　两次沦为“孤儿”，DNA鉴定找到家人

　　安徽人张志龙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潼关寻亲团的报道，找到李万成等人，说自己妹妹1960年送上海后失踪了，来碰碰运气。当看到朱当玲的照片时，哥哥哭了，说这就是他妹妹。

　　上海和潼关的电话接通，朱当玲问对方：你凭啥说我就是你妹？对方说我妹妹脖子后有一颗黑痣，朱当玲顿时哭成了泪人。哥哥说自己当年只有11岁，家里没吃的，父亲和弟弟先后饿死了。为了不让妹妹饿死，就将妹妹送到了上海。

　　认亲成功，张志龙无意中说自己的远方叔父张有才，有个女儿当年5岁，也送去了上海。朱当玲一听，马上给潼关县的“上海娃”张可玲打电话。张可玲当年5岁，记得父亲叫张有才。父女相认，又是一顿大哭。

　　李万成告诉记者，为了寻亲，2000年起他们查遍了潼关县和渭南市上世纪60年代的所有档案，都没有相关记载。偶然的机会，一个当年曾在潼关县民政局工作过的“老民政”告诉他，当年下火车的孩子人数为174人，一些在半路上夭折了，还有的被领养不久夭折。

　　朱旺芹死里逃生。一位亲戚告诉她，1960年她被送到潼关时已奄奄一息，本来被一家人换上新衣服抱走了，但对方走了几步认为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又把新衣服脱下，扔在了路边。过路的养父母抱了回来，养活了。

　　朱旺芹和江苏宜兴市高塍镇的家人也是通过“寻亲大姐”相认的。2007年，她的亲哥哥去“寻亲大姐”家，发现朱旺芹的照片很像失散的妹妹，就电话联系了。电话是母亲亲自打过来的。朱旺芹小心地问母亲，你凭啥敢肯定我就是你家的女儿？母亲说你右眼角有个疤，是小时候得疖子遗留下的，还缝过5针。朱旺芹不相信，到西安找了一家大医院，让外科医生帮自己看。医生确认有手术遗留的针眼。相认后，朱旺芹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女儿和弟弟的儿子简直就是孪生姐弟。截至今天，潼关的“上海娃”已有48人找到亲人。张侃虎是唯一经过DNA鉴定确认的认亲。他的身份证年龄和实际年龄基本相符，出生于1958年，到潼关时他只有2岁。

　　张侃虎9岁养母去世、15岁养父去世，他从小跟着哥哥嫂嫂长大。他关系最要好的同村孩子刘喜旺也是“上海孤儿”，两人从小就商量着，长大后去上海找家人。

　　2007年刘喜旺因病去世，张侃虎找亲友借了一些钱，在2008年夏天只身南下去江苏宜兴找“寻亲大姐”吕顺芳，并留存DNA样本。半年后，宜兴来电，DNA配对成功。原来这些年亲生父母也一直在寻找他。

　　2010年，亲生父母从宜兴来潼关县乡下看望张侃虎一家。当看到乡下的生活条件仍很艰苦时，老人难过得哭了。后来他们多次邀请张侃虎举家迁往宜兴生活，但张以在这里已经生活习惯为由婉拒。

　　和张侃虎不同，当地人崔转喜在江苏宜兴找了家人后，如今全家几乎都去了江苏，儿子也在江苏被安排了工作。5月30日，记者电话联系崔转喜，他说妹妹在宜兴给自己也找了一份职业，最近一时半会可能回不来。

　　不忍心年迈老人失望，“上海娃”认了两家亲

　　身份证登记为1958年出生的李万成被大家称为“寻亲团团长”，自从将自己的资料在吕顺芳大姐家登记后，先后有江苏和安徽的三户人家来认亲。

　　一下子出现三家亲人，李万成无奈地说那就做个DNA鉴定吧。奇怪的是，他的提议仅被一家采纳并实施。但不久后，这家人就打来电话说了一声“对不起”，剩下的两家至今不愿做DNA鉴定，但都固执地认为，李万成就是他们家的孩子。

　　李万成后来明白了，因为这两家的老人当年都70多岁了。两家人都担心，万一DNA鉴定出来不是，老人会多伤心啊。李万成一横心，干脆把两家都认了。至今，他和两家都保持着电话联系。

　　在这支寻亲队伍中，最感人的莫过于李新法兄妹。1960年到潼关时，李新法6岁，已经有记忆，但没记住名字。他回忆说当年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了，父亲就带着自己和2岁的妹妹坐船到了上海。在一家饭店吃完东西后，父亲让兄妹俩稍等，自己去买东西。李新法记忆中的父亲当年30多岁，中等个头、长相白净。

　　但久等不回，6岁的李新法和妹妹号啕大哭，哭声引来了警察，警察就将兄妹二人带到了上海市孤儿收养院。在孤儿院不到一星期，兄妹二人就坐火车到了潼关。

　　在潼关下火车后，李新法先是被当地人杨家收养、取名杨新法。6岁的杨新法提出自己要带妹妹一起走，但杨家当时已经有5个女孩子了，于是就把妹妹介绍给了在当地开药铺的河南人刘家。后来杨家家里总是闹矛盾，杨新法在6岁左右时又被送给了潼关县安乐镇的李家，并改名李新法。

　　1970年李新法16岁，他跑到潼关老县城，找到杨家，问妹妹的下落。随后，他在陕西河南交界处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亲妹妹。也是在那次，杨家老人告诉李新法说，1960年他们在潼关下火车时，手腕上的布条写着“江苏常熟人”。

　　如今，在潼关乡间和李新法兄妹一起苦苦寻找亲人的还有农民关海燕。按照身份证年龄，关海燕和李新法同岁。在关海燕的记忆里，父亲姓王，是一个铁匠，家里住的是茅草房，房子的前面有土地庙、菱角池、污水坑和碾米房。1960年春节后母亲有病，自己经常带着妹妹去偷摘菱角，看菱角的老汉斥责，主要是担心孩子掉入水中。菱角池周围有柳树，自己攀着柳树根摘菱角。小时候自己很调皮，经常去摸驴尾巴，结果左脚面被驴踢，至今有伤痕。

　　他清楚地记得，临去上海前一天母亲给自己做的白米饭，妹妹要吃，母亲不让吃，自己偷着给妹妹吃。饭后邻居说带他去上海找父亲，出门先是走路，走不动了坐邻居的挑担，后来又坐汽车、倒船。在上海，他见了抡铁锤打铁的父亲，父亲带着他去街上转，他要吃甘蔗，父亲给钱让自己去买。买到甘蔗后一转身，父亲不见了。

　　2000年始，关海燕曾多次南下寻亲，但都未果。关海燕说，妹妹如今健在的话也有56岁了。一度时间寻亲渺无音讯。关海燕说他毕生最大的愿望是找到家，去父母坟头烧纸，感谢父母当年让自己逃了一命。

　　http://roll.sohu.com/20130614/n378760786.shtml如果您有和潼关“上海孤儿”寻亲有关的信息，请和李万成联系，联系方式：13991699348来源华商报)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我们关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在嘉定出生的孩子被送到河南抚养。今天，6名来自河南的寻亲者来到嘉定寻根，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们迫切期盼能与亲人团聚，了却近半个世纪的心愿。

　　1969年出生的马燕，从1998年就开始南下寻亲，是六人当中最早踏上寻亲路的。如今三度来到嘉定，盼望与亲人团聚。

　　虽然时间过了近半个世纪，马燕和刘运峰、王亚红、李菊红、郭小娟、崔红芬等六位寻亲者都已成家立业，家庭幸福美满，但思念血亲之情却更加强烈，他们凭借着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查询到的有限的个人信息巡线追踪，踏上了漫漫寻亲路。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中有亲人离散的市民或知情者可与刘先生联系http://imedia.eastday.com/node2/node3106/qxlb/dt/u8548891.html

看你这些我很受感动。我们身边不知道有多少在默默受难的孩子。也许他们在某个地方用清澈的眼睛盯着天空，思念着爸爸妈妈。同为孩子，我可以感受他们内心的渴望。祝愿离散的亲人早点回家，回到那个温暖的大家庭。

我叫江美英，出生于1954年2月26日。于1954年4月6日上午9点，我被遗弃在上海建国西路曲园小区，后被送上海普育西路育婴堂。当时我上身穿黑条子棉袄、下身穿花格子棉裤。有知情者请提供线索。联系手机：13817878819

江浙一带亲情比较淡漠，曾有河南某男寻亲到浙江，终于找到解放初失散的爷爷的后代，辈分为叔叔，在他家住了三天，被赶走了

希望更多的孩子找到自己的母亲；也希望更多的母亲能找寻到自己的孩子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55岁的沈阳市民朱雁女士每次轻吟这首《乡愁》，总忍不住泪湿衣襟。作为“上海孤儿寻亲”之沈阳寻亲团的牵头人，她十年如一日，默默地为自己和同病相怜的伙伴们做着繁琐的小事。“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守得云开，我们终会寻亲成功！”1月7日，朱雁接受沈阳晚报、沈阳网记者采访时坚定地说。

　　回忆：养父母深情抚育

　　沈阳站票房，在朱雁心中一直举足轻重。因为，1960年她就是从那里被养父母抱回沈阳家中的。

　　沈阳市皇姑区天山路1段克俭8里23号，这个家庭住址一直伴随了她近半个世纪。她回忆，养父生前是沈阳某部队军官；养母生前为部队后勤人员。“养父母家庭条件优越，他们在抱养我之前，曾向民政部门立下过‘军令状’！”朱雁说，养父母对她比亲生孩子还亲，“家里只要有一块肉，都先夹到我碗里。”

　　纪念：改名希望变“候鸟”

　　1991年，养父因病去世，养母将抱养的实情告诉了朱雁。她心乱如麻，一方面伤感于养父病逝，一方面也深深地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当时，我既想找亲生父母，又担心养母的情感受到伤害。因此，一直把对亲生父母的思念强压在心头。”朱雁说，就在那时，她将名字中的“艳”改为同音字“雁”，希望自己能成为候鸟，每年都能飞到南方，拜望自己的亲生父母。

　　朱雁回忆，养母曾告诉她，当年从上海来到沈阳时，她手臂上戴有一只小牌子，上面除注明1959年出生外，还有“江苏18”的字样。另外，还有一张老照片，上面是5个半月时的她，据说是当时在沈阳孤儿院拍摄的。“这么做，养父母真是煞费苦心啊！我非常感激他们！”朱雁说。

　　助力：沈阳晚报帮忙找到同伴

　　2006年4月，本报推出了“帮助上海孤儿寻亲”系列报道。通过本报，朱雁结识了数十名“上海孤儿”。“不要哭了，我们都一样。”8年前在沈阳晚报，比朱雁大2岁的李大姐安慰她说，自己也是当年随火车来的“上海孤儿”。

　　李大姐是当年沈阳站票房近200名“上海孤儿”中的一个。她根据自家老邻居的回忆讲述，火车站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各位乡亲，现在有一批从上海地区来的孩子需要在我们这边抚养，家里没有孩子的人可以来火车站抱养孩子，一家人只能抱养一个，领导干部带头认领。”当时养父养母从邻居处得知消息的，于是立即赶来了。

　　难忘：8年前会场寻亲

　　2006年5月9日晚上，朱雁及其他数十名沈阳籍的“上海孤儿”踏上南下列车，10日刚一到寻亲会场，她差点被眼前景象吓蒙——在2000多平方米大的剧场内，挤满了来寻亲的近5000人。墙上到处贴着寻亲纸条，有些人没有抢到墙上位置，便将自己的寻亲信息喷绘成海报挂在展架上。数千人拿着A4大小的纸张写着寻亲信息。她转了一圈，无一例外都是1957年至1960年丢失的孩子寻找目前健在的父母。

　　“寻亲”成为这个剧场的唯一主题。看台上，一位拿着话筒的中年人念着寻找亲人的信息资料，旁边还有一个公司在给现场的寻亲者做DNA检测。中间会场内的寻亲者们把自己的信息打印好后塑封再用夹子夹在胸前等待着被寻者的到来……

　　感动：第10次寻亲

　　朱雁回忆，寻亲会场内，一些白发苍苍的老者挨个查看每个人寻亲者的信息，他们是在寻找自己当年送走的孩子。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孩子的父母已经去世，但他们生前会叮嘱自己的孩子找到那些被送走的兄弟姐妹。有些父母悔恨自己当年的行为，亲自来这里一个一个查看，希望能够找到当年被“遗弃”的孩子。

　　面对如此多的寻亲者和被寻者，哪位才是自己的亲人呢？朱雁感到迷茫。“不要灰心，我都已经是第10次来寻亲了。”一位寻亲者述说着自己的经历。

　　此后，朱雁多次南下寻亲，具体有多少次，她已记不清了。

　　记号：耳朵上的伤痕

　　有一次，“一名60多岁的老大娘向我走过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我说，‘孩子，我对不起你啊！你原谅我吧。’我哭得都不行了，以为找到亲人了。”然而，朱雁没料到这是一场空欢喜：“大娘一个劲地看我的右耳朵，说她孩子右耳朵上有耳仓，可是我没有。我多希望我有啊，那样我就找到自己的根了。”她说，那时候，不少父母在遗弃孩子时，为了日后能找到，曾在孩子们身上留下各种千奇百怪的“记号”——其中，在耳朵上用刀、剪子制造伤痕是被使用频率最高的方式。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朱雁心痛地说，“一切都是迫不得已，我从未对生身父母怨恨过。

　　得知本报已与新浪网合作，实施报网联动寻亲，朱雁再三托本报记者表述衷肠：“沈阳的养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终身难忘！寻找生身父母，就是想弄清自己是哪来的！只是想见见父母，看看他们的样子，哪怕是看照片也好。”

　　沈阳晚报将对“寻亲”继续关注。

　　原标题： “上海孤儿寻亲”之沈阳寻亲团牵头人：从未怨恨生身父母http://society.nen.com.cn/system/2015/01/08/015086062.shtml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上海孤儿寻亲会：我从何处来？

3月6日，刚过完元宵节的潼关、西安、宝鸡等地的上海孤儿们齐聚潼关，举行团聚暨寻亲大会，重启千里寻亲路，也让这些上海孤儿的寻亲道路不再遥远。
　　上午10点30分，在新华宾馆4楼，记者看到，寻亲大会还未开始，会场及楼道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参加寻亲活动的“上海孤儿”。大家依次进行个人信息登记和现场采血。今年58岁的王阿姨自1960年被养父收养以来在潼关已经生活了55年，虽然现在家庭幸福，但她那种渴望找到亲人的心却从来没有变过。
　　和王大姐一样，今年56岁的高阿姨也是多年寻亲未果。但她从未想过放弃，这次听说潼关举行寻亲会，专程从宝鸡赶了过来。
　　1960年前后，中国遭遇饥荒，由于上海周边的长三角最为严重。为了让年幼的孩子不被饿死，政府有组织地将这些孩子疏散往内蒙古以及河北、陕西一带。其中约200名上海的孤儿被潼关县民众收养。此次寻亲会的组织者李万成说，他自己也是一名上海孤儿，为了让自己和像自己一样的“上海孤儿”找到亲人。从2000年起他就开始组织各种寻亲活动，奔赴上海，宜兴，南京，安徽等地，寻找他们的亲人。每年正月十六也会组织一次寻亲交流会。如今，潼关这些上海孤儿都已年过半百，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20多名“上海孤儿”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此次参加寻亲会的“上海孤儿”共有100多人，年龄都在六十岁左右。潼关寻亲团表示在寻亲会结束后，会将采集的血样全部邮寄到中华基因库，通过电脑自动比对DNA，增加寻亲的机率。同时，为了扩大影响，寻亲团还邀请了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农林网等多家媒体现场报道，让更多的人支持上海孤儿寻亲寻根。
　　副县长隋晓会感谢这些“上海孤儿”们多年来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们以乐观平和的心态去参与寻亲活动，要感恩生活，感恩自己的养父养母。同时，县上会通过电视、网站等方式扩大宣传效果，全力支持寻亲活动，让更多的上海孤儿都能找到自己的根。

http://www.weinan.gov.cn/news/gxdt/cgx/445087.htm

“上海孤儿”寻亲活动：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团聚
五十多年前，特别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极度短缺，江南地区的不少家庭无奈地将年幼的孩子遗弃到城市中，希望能为他们找条活路。为了抚养这些孩子，国家将他们送往内蒙古等北方地区抚养，所以他们被称为“上海孤儿”，也叫“国家的孩子”。
　　央视通过寻亲网站与其中的一部分人取得了联系，他们通过手机自拍视频，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

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找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孤儿都已成了年近六旬的老人，为了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他们的寻亲之路，可谓困难重重。
　　在当年送出上海孤儿的长三角一带，从2007年起，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寻亲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亲者聚集在这里。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无奈抛下孩子的父母，如今都已成了古稀老人。
　　类似这样的寻亲会，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的常亚南，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已经参加了许多次，每当看到这些老人，她都会想到当年父母抛下自己时的无奈。每次想到这里，寻亲的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但对于毫无线索的常亚南来说，只能靠辨认长相来寻亲，而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常亚南说，要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对自己来说，第一关往往是心里对养父母的愧疚之情。

　　直到养父母相继去世后，常亚南才开始了自己的寻亲之路，在经历了多次寻亲没有结果后，常亚南决定调整思路，从接收地通辽市寻找可能的线索。去年底，在记者的帮助下，常亚南在通辽市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原通辽市育婴院的相关档案：1960年8月，为接收外来婴儿，通辽市育婴院向上级申请采暖设备。
　　档案上，关于接收婴儿的信息只字未提，即便如此，常亚南他们还是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他们确定是在1960年被送到原通辽市育婴院的。于是，她们辗转找到了当年在育婴院当过保健医生的赵瑞兰，老人家今年已经87岁高龄了。
　　老人回忆说，在常亚南他们还没有被领养的时候，她和其他医生、保育员一起负责照顾这些孩子。
　　这些孤儿来到育婴院时，已经换上了统一的蒙古袍式衣服、被褥，之前在上海的编号不再使用，赵瑞兰回忆说：她也没看到上海方面移交的个人档案，就连孩子的出生年月，也是保育员和医生护士估算的。
　　赵瑞兰说，当年上海孤儿的接收、保育和领养登记，都是由原哲里木盟卫生处，也就是现在的通辽市卫生局负责管理。如果档案还在，很有可能就在卫生局。于是，常亚南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卫生局，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卫生局也不清楚。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宣传部门找到常亚南，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当年去上海接运孤儿的亲历者82岁的姚慧兰找到了，而且身体依然硬朗。
　　姚慧兰回忆，1960年他们在上海孤儿院整整呆了一个月，才将孩子用火车护送回通辽。印象中，这些孩子是没有编号的，也没有纸质档案，而是由保育员分别看管。
　　从姚慧兰家出来，常亚南对于寻亲又有了新的认识：“最起码我知道了我们准确的就是从普育西路的上海孤儿院出来。另外我还知道过去猜测的时间，基本上就确定我们来的时候就定成是1960年9月初秋的时候来的，将来我还是寻思考虑，还是想法去上海想法找去吧。”
跨越半个世纪的团聚
　　虽然寻亲很难很难，但终究还是会有如愿以偿的人。在前几年的一次寻亲大会上，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宝喜，就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宝喜，每天最忙的事儿就是跟老伴儿在家抱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
　　说起几年前的寻亲，宝喜还是在妻子张凤兰的再三劝说下，才踏上了南下的寻亲之路。
　　养父母过世得早，宝喜对于亲情的渴望，妻子都看在眼里，虽然前几年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但妻子硬是找到了自己的老同学，用借来的钱帮助丈夫寻亲。
　　在妻子的支持下，2007年，宝喜南下寻亲，在那次的寻亲会上，通过长相辨认，和进一步的交换信息，宝喜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疑似亲人。
　　双方都认定了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亲人，可由于DNA鉴定，出结果需要十多天，他们决定先去医院做一个初步的鉴定。
　　当92岁高龄的老母亲吴凤英得知此事后，迫不及待地要看看这个当年她无奈抛下的小儿子。

　　经DNA鉴定，确认宝喜和吴凤英的血缘关系。 经DNA鉴定，确认了宝喜和吴凤英老人的血缘关系，分别了半个世纪的亲人，终于团聚了，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结局，但是，据不完全统计，超过5万人的上海孤儿中，目前找到亲人的只有不到1%。让我们共同努力，帮助他们早日和家人团聚。>>点击查看寻亲线索《【寻亲】让我们一起帮“上海孤儿”回家》

http://m.news.cntv.cn/2015/03/21/ARTI1426909665882731.shtml

看到贩卖孩子的。我很痛心，每个人都为人父母，不知道他们怎么下得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