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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的利益链
《齐鲁周刊》2009年5月15日10－11版
近日，英国《卫报》披露了一份“限制级”文件：伦敦希思罗机场附近的一个儿童之家被人贩子利用来贩卖中国儿童。这些孩子多被逼迫在英国从事卖淫或者毒品交易。2007年3月至今，至少有77名华裔儿童从这个收容所失踪。
视线转回国内。我们突然发现，一个专业化的拐卖儿童网络正在形成：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经常有孩子面临危险。全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他们或被贩卖他乡，或被致残行乞，或因伤病中途夭折。
他们都经历了什么？谁有权利改变他们的人生？拐卖儿童的利益链条是如何一步步向他们伸出魔爪的？
□本刊记者 吴永强
职业化的拐卖网络
1997年9月21日下午6点，聊城经济开发区李太屯村。
一名20多岁的女子领着一个大约两岁半的小男孩走出村子，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男孩的父亲郭刚堂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早秋的下午，生活彻底改变了。
时间回到那天早晨，租住在李太屯的江苏人李相花在聊城城区的一个早市上与这名女子相遇，遂把她带到家中。两人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不得而知。“李相花精神有些异常，”有村民说。
等到孩子失踪后，综合十几名村民的回忆，女子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年龄不大，20多岁的样子，身高约1.65米，扎独辫，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眉毛较浓，耳垂有孔，但未戴耳坠。还有一个细节是，她穿红色上衣、蓝色牛仔裤，说普通话。
女子来到李太屯村的当天，便带领李相花两岁多的女儿乐乐在街巷里来回穿梭，频繁接触本村两三岁的男童。村民们以为她喜欢孩子，并没有在意。下午6点，她们来到郭刚堂家附近。
此时，郭刚堂的儿子郭新振正在家门口与小朋友玩耍，妈妈张文革则在厨房做饭。再过几分钟，一家人就要吃饭了。
女子凑上前去，用手绢给郭新振擦了擦脸，逗他开心。随后，乐乐、郭新振跟随女子向村西头东环路走去。这一幕被一名四岁的小女孩看到了，她当时正在和郭新振玩。
女子带着两个孩子走到东环路与东昌路交叉口，然后撇下乐乐，只带着郭新振走了。
从此以后，郭刚堂再也没有见过儿子。12年过去了，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偏远省份，他寻子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中国，为此花去的费用超过了20万。他亲眼看到的女性人贩子有200多个，可惜没有当年那个女子。
12年里，郭刚堂结识了很多与他同病相怜的人。他们搜集彼此的资料，如果听说哪里有拐卖孩子的信息，首先由距离最近的那个人去打探消息，然后再通知情况相似的人去寻找。2008年春天，他还加入了“宝贝回家网”，这是一个公益网站，将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父母聚集在一起，互通有无。
与各地寻子联盟初步沟通、交流之后汇总的信息让郭刚堂大吃一惊。此前，他从未想过儿童贩卖已经成为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办此类案件多年的于警官告诉记者，山东受传统观念影响，一些地方至今仍有“买孩子”的陋习。有儿无女，有女无儿及没儿没女的家庭会设法买进孩子。
在全国范围内，人口贩卖链条逐渐严密，人贩子之间讨价还价开始形成一整套“暗语”。在南方，对被拐儿童以“货名”相称，一般将男孩、女孩分别称为“正品”、“副品”，婴儿年满一月称“一两”。在北方，男孩、女孩则分别被称为“大货”、“小货”。
“被拐卖的孩子倒卖多次是肯定有的，每次的价格逐渐增加，孩子就和商品一样。但是，生命怎么能成为商品呢？”宝贝回家网山东志愿者张群告诉记者。
一些被拐卖的孩子在恶劣、漫长的长途运输中生病或者死去，增加了贩卖成本。据记者调查，孩子被拐卖之后，大部分被以高低不等的价钱迅速异地出卖，有些被控制之后，沿街乞讨、卖艺，甚至被打残之后卖艺。
前半生被人拐，后半生拐别人
“那年，我才18岁。”被逮捕后，项流先说。
23年前，项流先从贵州仁怀被拐卖到河南，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2005年9月，她认识了一个叫何聪的四川男子，一见钟情。两人随即跑到贵阳。
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开始谋求新的生财之道，两个人开始贩卖儿童。项流先先是与河南的两个姐妹熊雪梅和赵文彩取得联系，这两人与项流先是仁怀老乡，多年前被拐卖到河南，与项同在一个村。3人一拍即合，一个分工明晰的拐卖儿童团伙就这样成立了。
项流先在贵阳油榨街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做“根据地”。何聪负责在外“组织货源”，她在家接应“送货”。一旦何聪“得手”后，项便去接应，然后带着孩子从二戈寨经龙洞堡上贵新高速公路，拦车远去。
项流先把自己当成了慈祥的母亲，“我喜欢孩子，虐待人家其实是很缺德的行为。”
到了河南安阳火车站，她会提前通知“二拐”熊雪梅或赵文彩来接站。这个时候，她们已经把买家联系好了。
二拐联系买家时往往说是自己在贵州亲戚家生的孩子养不起才带过来的。一个小孩可以卖到一到两万元，“二拐”可以从中得到500至1000块钱中介费。
在回到贵州的一年多时间，项流先先后和姘夫、老乡等人一起拐卖了10名儿童到河南。她忘记了自己经历过的伤痛，却将骨肉离散的悲剧复制给了更多无辜的家庭。
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利益压倒一切？前半生承受被拐卖的痛苦，后半生拐卖别人制造痛苦，项流先的行为在人贩子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个职业化的拐卖儿童网络正在形成，产业链式多人负责，偷、抢、运输、寻找买主高价出来，各道“工序”进行得游刃有余，甚至出现了对拐的现象——两地的人贩子将手中拐来的小孩集体互卖。
等到交易成功后，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获得数额不等的报酬。如果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他人迅速脱身，出现问题的环节迅速由别人顶替。贩卖活动并不受太大影响。
“拐卖儿童罪犯以妇女为主，70%的作案人员都为女性。因为妇女带着儿童时不易被怀疑，而且她们经验丰富，懂得如何去控制孩子；专业化趋势也出现了。现在的人贩子懂得如何去哄骗孩子，不让其哭闹，懂得如何瞒住警方，躲过搜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说。
“一年一大肚，一年成个万元户”
如今，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开始运用新方式、新思维，开创贩卖人口的“新式道路”。他们开始明目张胆地抢夺孩子，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趁人不备将孩子骗走。
2008年5月27日， 5名男子来到茌平县博平镇北街村，走进该村某理发店，当店主赫某给其中一男子洗头时，这名男子突然起身，一拳打中赫某面部，另外两名男子用钢管狠狠打向赫某头部，将赫某打晕。另一男子趁机从床上抱起赫某5个月大的儿子冲出店外，钻进停在店门口的一辆面包车，另外4人也窜进面包车疾驰而去。
与这种公然抢夺相反，有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降低风险，控制利益链条的源头，直接从孩子的母亲下手。
近日，山东齐河警方破获了一起“另类”拐卖儿童案件。六七个南方女子来到齐河一些窑厂、煤矿打工，与她们在当地找的一些“男朋友”住在一起。她们主要的生财之道不是所谓的打工，而是一年怀孕一次，一年卖出去一个自己的孩子。
她们每个人都盼着生一个男孩子，因为男孩可以卖一万多，甚至几万，而女孩只能卖几千。司法机关准备给她们定罪时遇到了麻烦，“她们的行为实在太特殊了，估计进入不了法律程序，”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
“山西，河北有些贫困村庄，一些人自己生了孩子自己卖。我去当地的时候听到一句顺口溜：‘一年一大肚，一年成个万元户’。”郭刚堂告诉记者，孩子的主要输入地即为山东、河南等地。
网络交易也开始流行。诸如“本人有一男孩准备送人，需要一定补偿。”这样的信息经常闪烁于各大论坛，信息后面会跟一个QQ号码。
2008年，宝贝回家网志愿者仔仔通过QQ，以收养者的身份与人贩子聊天，打入敌人内部，并通知警方，人贩子最终在胶州被抓获，警察同时解救出一名仅出生几天的婴儿。
深陷失子之痛的家长们通过宝贝回家等寻人网站谋求自救。该网站几千名志愿者和家长实行“分片包干制”，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搜寻信息，然后通过网络、电话分享交流。而海外打拐专家称，即使在美国，孩子失踪也主要依靠政府解决，私人和社会力量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
中国警方规定：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警方可以判断是走失、迷路而不能立案。24小时后，家属还必须提供被拐卖证据，否则仍不能立案。有家长称，这一规定没有考虑24小时正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关键时期。很多愤怒的家属由此上访控告。
警察也在抱怨：每解救一个被拐儿童，平均花费3万到5万，现实情况是谁去“打拐”谁垫资。就是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孩子将无处安置。（本刊13版刊登了山东失踪孩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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