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中村里，不少孩子在缺乏看管的情况下，很容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 12年后，55岁的陈育信仍清楚记得儿子帅帅被拐走时的年龄：5岁零26天。“如果在身边长到现在，个子可能比我还高了吧。”个头不高的老陈把手放在自己前额，比划道。但没有如果。陈育信也不是唯一丢失了宝贝孩子的家长。一份失子家长们手中的失踪儿童名单显示，从2000年开始，截至2010年8月份，昆明市官渡区和西山区的“城中村”内，共有222个孩子失踪，他们几乎全部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352个名字
陈育信唯一的宝贝儿子陈帅帅丢了。
2001年的一天，一个陌生人在家门口骗走正在和小伙伴玩耍的帅帅，说是给“买玩具枪”。从那以后，老陈就再没见过儿子。到现在老陈仍清楚记得，当时帅帅正好出生5年零26天。
有了帅帅那年，陈育信已年近四十，并有了两个闺女。又是男丁且又排行最小的帅帅，被老陈视作命根儿。
帅帅一岁的时候，母亲因肺癌去世，陈育信既当爹又当妈，拉扯三个孩子过日子。
孩子丢了之后，陈育信发疯一样地找，通知了所有能帮忙的人，连夜分头到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找遍了，数万张寻人启事也贴遍了昆明大街小巷，甚至承诺悬赏10万元找知情人，却始终不见儿子的踪影。连着几天睡不着觉，他深夜跑到大街上挨个去揭下水井盖，他担心孩子掉到里边。
12年来，苦苦寻子的陈育信脸上很少露出笑容，过多的悲痛让55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
事情发生在昆明市官渡区双桥村，一个“城中村”。多年来，相似的故事在这里重复上演。
从贵州六枝来昆明打工的艾凤新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不幸，10年前，他的两个儿子艾玉和艾军在官渡区日新农贸市场自家的菜摊附近同时丢失了。这一回，甚至有人亲眼看见是一个熟人用小车拉走了孩子，但到了派出所，苦无直接证据，孩子至今仍毫无音讯。
今年6月份，记者在昆明接触了更多的像陈育信和艾凤新一样的家长：重庆人任宗权5岁儿子任攀在西山区船房村丢失，至今已10年，那段时间同村丢孩子的，仅任宗权知道的就有6家；四川人何顺莲年仅4岁的儿子陈俊焜在租住的官渡区平桥村丢失也有10年了；5年前，重庆唐有秀的5岁儿子陈杰在官渡区长村丢失，当时一个很熟的邻居领走了孩子，再没领回来；4年前，一直在昆明以卖菜为生的昭通人林光位也丢了儿子；还有贵州罗芹英家同时丢了两个儿子、贵州张伟家也丢了一个儿子……
这份失踪儿童的名单很长，仅昆明一地，官方披露的数字就有352名，失踪时间从2000年前后一直到2010年都有。而不少丢孩子的家长手里都有一份失踪儿童名单，从2000年截至2010年8月，共登记了222个失踪孩子的基本信息。这些孩子全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和西山区的“城中村”里丢失的，几乎全部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为昆明当地户口的只占两个。
在这里，儿童失踪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孩子丢了，全毁了”
从儿子丢了以后，陈育信的生活轨迹就彻底改变了。为了找孩子，他甚至摊上了一场牢狱之灾。“2002年10月，有一个来昆明打工的叫桑会明的人打来电话，说自己小孩被拐了，而据村里小卖部老板作证，同村另一位外来打工者有很大嫌疑，因为当天他领着孩子去买零食了，家长们把这位嫌疑人扭送到了公安局，但关了63个小时后人被放了，理由是仅有一位证人不能够证明嫌疑人有罪。”至今，陈育信仍对此感到不平，他说，我的孩子丢了，因为没有线索警方难以采取行动也就罢了，但那回明明都有人证了，为什么还是一样的结果！
一个礼拜后，心有不甘的陈育信及桑会明，私自将那名他们眼中的“嫌疑人”抓住，关在自家整整9天。“我们审问了他，当然也免不了动手，他都招了，并供出了一个人贩子，然后我们就想着放了他，直接去找那名人贩子，再采取同样的法子，把人贩子抓回来审问。”没等陈育信抓到那名人贩子，警方先来抓他和桑会明了。因为非法拘禁罪，陈育信被判了2年零6个月。
入狱的时候，陈育信的大女儿正在上大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大女儿辍学了，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她必须得回家照顾妹妹。在监狱里，同一个劳改队，陈育信遇到了六名特别的犯人，他们都是人贩子。这让陈育信感到有些荒唐。“在里边儿的时候，我会常常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吉利，我想改名字，改成陈笑天，我要笑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我的孩子丢了，我恨人贩子恨得要命，可我却跟他们一同关在监狱里。”
2005年4月，出狱之后的陈育信四处向亲朋好友借款，外加贷款，他一口气把自家的三层楼加盖到了八层。“都租给了外来打工的人，每个月收租金差不多八千到一万。”陈育信从没有想放弃过寻找儿子，可找孩子需要花大笔的钱，或许以这种方式来支撑自己的行动，他觉得是最现实可行的。
6月23日，记者在昆明见到同样丢失儿子的唐有秀，她又生了一个儿子，今年已经5岁了。但唐有秀却从不敢让他独自下楼玩，邻居家的小伙伴来叫，她也不敢让跟着去。“哪怕有一分钟看不见孩子在眼前，我都感觉心快要跳出来了。”唐有秀哭着说，自己真是怕了。她说，孩子丢了，弄得家不像家，全毁了。儿子刚丢那段时间，唐有秀白天哭，晚上哭，只要听到楼下有孩子说话的声音，就赶快趴在窗户上，伸出头去叫儿子的名字，楼下的人都以为是神经病。
还有也丢了儿子的四川人何顺莲，她至今仍为一件事后悔。“儿子已经4岁了，我却没有去刻意教他记住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真后悔，如果教他记了，兴许有机会能自己找着家。”后来女儿稍大些的时候，何顺莲就一遍遍教这些曾经未教过儿子的东西，直至不管谁问，幼小的女儿都能流利地说出父母的姓名、老家的地址和一长串手机号码。
幼孩城中“放养”
2000年，何顺莲和老公一起带着年幼的儿子从四川广安老家来到昆明打工，因为在老家盖新房子欠了一屁股债，他们得挣钱还债。
初到昆明，和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外来务工者一样，老公跟着别人做装修，而何顺莲则自己在家带孩子。他们租住在官渡区平桥村，一个人口密集、环境较差的“城中村”，但房租相对较便宜。“做装修一天也就挣几十块钱，老公一个人养家，很辛苦，我看着心疼，就想着自己也干些零活补贴家用。”跟老公商量后，何顺莲把婆婆从老家接来帮自己带孩子，而她干起了针织的活计。“就是拿了订单和原材料，然后带回家来做，每做一件，可以赚一毛五分钱。”
为了多赚钱，何顺莲每天从早到黑一直趴在缝纫机上，经常忙到深夜。一天，婆婆领着儿子出去玩儿，结果孩子丢了。何顺莲为此直埋怨自己，“如果不做那个活，如果我自己带娃娃，也许就不会丢了。”
和何顺莲一样，绝大多数到昆明打工的外来人口都租住在官渡和西山两区的“城中村”内，通常是十几平米大的一间出租屋，除了床，几乎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昆明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官渡区常住人口为55.8万人，流动人口为52.9万人； 以区内其中一个城中村———福德村为例，该村常住人口仅1.8万人，而流动人口就有6.1万人。
诸多外来人口的涌入，让官渡区各个城中村的大街小巷，热闹异常，在这里随处可见的场景是：大人们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孩子们自顾自的在巷子里、在摊点旁玩耍，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几乎看不出这些幼小孩子的家长在哪里。这些外来务工家庭平均每家都至少有两个孩子，而一家三个孩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多数外来务工者因为学历低，几乎没有什么固定职业，男的大多在建筑工地干活、做些装修，或者以骑摩托载客谋生；女的多数租个摊位卖菜卖水果卖衣服，做点小生意。
为了维持生计，忙于养家糊口的父母们很难分出精力专门照看幼小的孩子，许多孩子处于放养状态； 而在人员混杂、人口流动极大的城中村内，这些孩子就成了人贩子下手的主要目标，经常是人贩子抱着小孩说，给你买好吃的或者给买玩具，孩子就乖乖跟着走了。
自从儿子丢了后，何顺莲再没搬过家，“不敢搬，总觉着儿子有一天能自己找回来。”何顺莲在老家盖新房子欠的债早还清了，可新房子却一直没等来它的主人，至今空着。
“当年为什么不看好我？！”
2012年，在福建，几个未成年因偷了一块玉，最后被警察抓获。警方通知家属前来处理，其中一位赶来的亲属说，孩子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到现在还没户口。警方随即将这位14岁青少年的血型输入了DNA寻亲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这样，丢了两个儿子的罗芹英找到了小儿子。
罗芹英得到消息的那天，坐卧不安。在警方的安排下，她和丈夫千里迢迢赶到福建接孩子回家。“见到孩子时，有点陌生，穿一双拖鞋，很落魄，我心里很难过，孩子受苦了，但看到他好手好脚的，我又很高兴，因为之前我特别担心孩子被买去弄残手脚，当乞讨工具。”对着9年未见却朝思暮想的儿子，夫妇俩痛哭流涕，可眼前的孩子却始终一脸冷漠。
罗芹英当即给儿子买了一身新衣服换上，带着他去车站回家。然而，在上公交的时候，儿子一转身跑了，罗芹英和丈夫开始在大街上拼命追。前边有热心人以为是在追小偷，一把拉住了逃跑的儿子，赶上来的丈夫抱着儿子泪流不止，“这些年，我天天在找你，为什么跑啊？”“那你当年为什么不看好我？！”儿子哭着、咆哮着，劈头盖脸问了一句。“当时我俩半天说不出话来，心像刀扎一样，他离开这么多年，我知道孩子受了不少苦，才变成这样。”再提起当日的场景，罗芹英仍是止不住流泪，她说，孩子被拐的时候已经记事儿了，这么多年，他一直记着家里有个哥哥、有个妹妹，记得自己被转手卖过三次。
孩子丢了之后这9年，罗芹英只回过一次贵州老家，她不好意思回去，她觉得两个儿子丢了这是件很丢人的事儿。这回小儿子找到了，罗芹英说什么都要跟丈夫带着儿子回老家过年。“尽管他到现在也没有开口叫我们一声‘爸妈’，但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我的儿子。”
从去年小儿子找回来，丈夫就没有再到昆明打工，而是一直留在贵州老家陪着儿子，同时还在修着新房子。“要给儿子一个崭新的家。”仍留在昆明陪女儿读书的罗芹英坚决地说道。“现在女儿小学毕业，也要上中学了，年底我们就打算回老家，到时候房子也修好了。”对于明天，罗芹英充满希望。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
http://www.jx.chinanews.com/2013/0805/498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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