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宗教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弃婴的规范管理，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 严禁私自收养弃婴的 这条新闻刚见诸媒体，就引发许多人的质疑，主要认为这样的规定，可能妨碍公民们献爱心，打击他们的善良举动。但只要认真分析，其实七部门的规定并没有创设新的法规，《通知》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仅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重申。 比如，根据《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要符合“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等规定，更重要的是，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如果是“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还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都是违法的。 严禁私自收留弃婴，是有政策、法律和保障儿童合法权益等多重考量的。首先，尽管目前对于是否要放宽计划生育存在种种争议，但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私自收留弃婴的行为，则可能规避计划生育国策，因为允许机构和公民私自收留弃婴，他们就可能将自己超生的婴儿或者他人超生的婴儿谎称是弃婴，进而不交纳社会抚养费。 其次，禁止私自收留弃婴的行为，也可以防范拐卖、拐骗、非法收买婴幼儿的犯罪行为。如果允许私自收留弃婴，那么，许多被拐卖或被收买的婴幼儿，就会被包装成为被父母遗弃的婴儿，从而合法化，这对于婴幼儿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而禁止私自收留弃婴能在很大程度上防范这种现象的发生。 再次，禁止私自收留弃婴的行为，也对婴幼儿健康成长有利。由具备一定条件的公民和机构收养弃婴，对于婴幼儿今后的身心健康都有极大帮助，如果由本身心智不成熟或者患有疾病，或没有抚养能力的公民来收养婴幼儿，则可能会给他们留下阴影，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其实，在许多国家，虽然他们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但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等角度，对于收养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在美国，在收养前，有关部门要对收养家庭进行家庭调查，要采访收养人本身和他家庭成员，对收养人和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情感能力、财政状况甚至犯罪史进行详细了解。 而且，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并不等于否定公民的爱心与妨碍他们的善意行为。如果公民符合《收养法》的规定，同时也有收养意愿的话，那么，在办理相关手续后，仍然可以收养弃婴。此外，即使收留人不符合收养条件，但是，如果他坚持自行抚养又符合家庭寄养条件的，当地儿童福利机构可与其签订家庭寄养协议，并参照《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指导和监管。这些都为公民献爱心和照顾弃婴提供了渠道。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严禁私自收留弃婴，并不等于这些弃婴的合法权益就能自动得到保障，这还需要政府对儿童福利机构加强监管，保障弃婴在这些机构中能有足够的食物、良好的环境和接受良好教育；也需要政府扶助各种民间机构，一齐参与到救助弃婴的行动中来。 文/杨涛（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弃婴收养的民间困境 按照通知要求,今后民间组织和个人,将不再享有弃婴的直接收留权。官方的救助机构，成为唯一的弃婴收养方。对此，很多人表示难以理解，并认为此举有碍于共同救助弃婴的合作格局。当然，此一论断能否成立，尚且有待观察。但可以确知的是，民间在弃婴收养方面，的确存在着某些困境。而这些，显然是需要正视的。 某种程度上民间的弃婴收养，是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它存在很多隐患。且不说相关机构的物质条件、软硬件配备能否达标，单说婴儿来源、流向，就值得怀疑。在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下，很多败德的收养机构，已然沦为弃婴买卖的合谋者。打着公益收养的名号，行罪恶交易之实，令全社会一再受伤。 的确，倒卖婴儿的“伪公益组织”，只是民间收养弃婴机构中的极少数。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无视其存在。而对正规收养机构来说，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许还是由资金不足，而导致各方面捉襟见肘。形式各异、名目繁多的民间弃婴救助机构，既缺乏募款的能力，也经常面临无募款资质的尴尬。久而久之，它们能提供给婴儿的“服务”，可谓少之又少。 以袁厉害事件为例，公众对民间收养机构的条件之简陋，有了一个最直观的认知。事实上，类似情况在民间可能还存在。除此以外，通观袁厉害故事的脉络，公众也能从中发现，民间收养弃婴所面临的另一困境，也即“收养机构”的目的纯粹性，经常遭遇质疑。公众并不知道，他们是基于纯粹的道德感，还是别的什么目的来收养弃婴。 不信任感、恶意揣测，令很多民间收养机构愈发举步维艰。不但在弃婴收养领域，所有民间慈善项目，都面临着类似状况。特别对于规模较小、运作不规范的民间公益机构来说，更易遭遇围观者的质疑。在民间慈善发育不彰，国人“提防心理”根深蒂固的当下，各个民间公益组织，若想轻易获得各方的谅解与支持，绝非易事。 其实，弃婴收养是个极专业的工作。必须有相应的医疗处理、心理干预、日常护理等等知识，很多民间收留机构显然在此方面有所欠缺。在“一间房、几个人、几张床”的规模下，更多的只是照本能行事。纵使最近几年义工、志愿者风潮兴起，也仍不足以带来根本性改变。 对于弃婴收养，民间自然有义务尽自己的责任，却也该反思曾经所采取的方式。民间与政府分工不清，不仅未能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格局，反倒给责任推诿、相互扯皮制造了极大空间。比如，在袁厉害事件中，“警察、医院经常给袁送来婴儿”本应是官方做的事儿，却硬生生推给一位妇人，怎不令人遗憾？ 经常会发生类似的“推诿”，也说明政府在弃婴收养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其突出表现为，各地福利院数量稀少，运作资金有限，且资源配置极不均衡。如同很多政府事业单位一样，正规福利院等机构也存在着运作效率、决策效率偏低，以及作风保守、排斥舆论监督等顽疾。在未来，凡此种种弊端，注定亟待纠偏：既要在公共财政的预算、配置阶段给相关机构适当倾斜，也需要在其内部构建起现代的管理体系，实现整个救助链条的文明化和规范化。 为了更好地救济弃婴群体，整个社会确实需要一场深度的合作。但显然，这种合作当建立在两者“明确的权责划分”基础上。也惟有如此，才可各有分工、形成合力。从此角度上说，明确弃婴的收留权，何尝不是一次梳理各自角色定位的努力。 文/蒋璟璟(《华西都市报》评论员) 美国： 立法引导 “安全弃婴” 在美国许多地方，弃婴被认为是严重犯罪。以佐治亚州为例，蓄意弃婴是违法行为，而在弃婴后逃离所在州则是重罪。 然而，近20多年来，美国各州陆续通过一系列所谓的“安全港法案”，使得“依法安全地抛弃婴孩”成为可能。1999年，得克萨斯州颁布“婴孩摩西法”，允许放弃或拒绝抚养婴孩的父母将初生婴儿依法弃置在警察部门、医院、救援队、消防部门等地点，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被抛弃的婴孩生命安全并得到妥善照顾。 在“安全港法案”的框架内，法院会传召弃婴者，并允许其匿名出庭。为了防止弃婴者进一步伤害自己的婴孩，弃婴者和婴孩的关系不会直接公开，而是通过标明数字的手镯来确认。一般情况下，弃婴者可以拒绝出庭，也可以出庭确认自己无法抚养孩子并放弃抚养权。到2008年，美国50个州都有某种形式的“安全港法案”。 欧洲：巧设“弃婴保护舱” 欧洲许多国家都设有一种叫做“弃婴保护舱”的装置，让无力或不愿抚养婴孩的家长匿名地将婴孩置于其中。 这种保护舱通常设置在医院或者社会服务中心，一般是带有小门的保温箱子，里面铺有柔软的床垫。床垫上装有感应器，一旦有婴孩被放入，保护舱就会自动通知负责管理的人士前来取走及照顾被遗弃的婴孩。 从1996年开始，以匈牙利为首，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捷克、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多个国家陆续设置了总数过百的弃婴保护舱。婴孩被弃置于保护舱之后的命运如何？在德国，弃婴的家长可以在8周内反悔并取回自己的孩子，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8周之后，被弃置的婴孩将会向社会开放领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