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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东莞两地警方正在竭力追寻一千多名被拐走的男童，但男童贩卖在中国南部多省盘根错节，国家建立打拐新制后能否狂飙怒起，帮助无数家庭还原幸福？
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
邓飞 发自广东 广西
29岁的彭高峰发誓要找到他的儿子。
2008年3月25日19时许，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上，一个黑夹克男子趁彭和妻子不注意，强行抱走3岁多的彭文乐，一路狂奔。
录像带令这个退伍的父亲血脉喷张：孩子感觉不妙，拼命挣扎，甚至挣脱到了地上，想逃脱，但男子又一把抱起，消失在人海中。
彭文乐是深圳近年来被偷的19个孩子之一，令深圳市民唤起不安记忆——2002年，深圳先后神秘失踪11名男童，成为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列为2003年督办案件，最后调查是一个叫许美盛的潮阳人利用自己的孩子帮助拐骗。
“以前还只是诱骗，现在发展到公然抱抢” 彭高峰在追寻过程中意外发现，自2001年以来，深圳和邻近的东莞市的男童连续不断失踪，民间统计竟然上千。
而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反拐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反拐工作的各个领域。
今年，公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统筹中国打拐，发誓要继续控制中国境内的儿童贩卖。东莞、深圳两城和背后南中国的男童贩卖是否可能引发中国新一轮打拐狂飙，令各方瞩目。
男童市场
深圳的邻市——东莞情况一样糟糕。2007年11月12日傍晚，东莞市寮步镇上底村，一台白色面包车停下，两个男子把9月大的叶锐聪抱上车，在家属尾随呐喊中逃去。
东莞一段时间是人人自危，一些市民把自己的男童扮成女孩，避免被人贩子盯上。当地寻子家长提供一份名单，显示共有1000多名男童在东莞各地被偷。
大规模的男童偷盗事件背后是一个旺盛的男童供销市场。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小迎说，中国的男童市场由来已久。1983年，中国开展了开始一场激烈而浩大的计生运动，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
而当年的中国的乡村正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重新得到土地的个体家庭又开始需要男丁，做为农耕劳动力。
中国乡村对男童的刚性需求，催生了建国以来第一轮大规模的男童买卖。
从1987年以来，中国各级妇联重复、大量使用“急剧上升”、“情况严重”、“十分猖獗”、“亟待解决”等词语告急，反映妇女儿童贩卖情况。
相关资料表明：1999年春以来，四川省人贩子活动十分猖獗。据17个地、市、州统计，今年上半年共发生拐卖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员有4502人，还有4621起拐卖人口案线索待查，其中儿童居多。
贵州、云南、广西和四川等省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育较为宽松，计划外生育屡禁不绝，导致该地区的男童贩卖异常活跃。在外来人贩子的带动下，当地贫困村民也参与整个链条运作。
中国人口贩卖链条逐渐严密，人贩子之间讨价还价开始形成一整套“暗语”。在南方，对被拐儿童以“货名”相称，一般将男孩、女孩分别称为“正品”、“副品”，婴儿年满一月称“一两”。在北方，男孩。女孩则分别被称“大货”、“小货”。
2000年，贵州安顺市连续爆出两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儿童拐卖案，共解救儿童上百名，案涉河南、福建、江苏、云南、广东等省。
令人注目的是，该案还发现父母卖出自己亲生子女——一个两岁女孩的价钱是300元，男孩最高价格是5000元。
2000年开始，中国警方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打拐，试图遏制日渐猖獗的妇童拐卖，其中铁路公安重点监控了由云贵黔川等西南诸省始发的数条铁路。
2002年5月，武汉铁路公安处破获一个共计贩卖42名婴儿的团伙。2005年2月，郑州铁路公安局解救出了30多个孩子，切断从广东湛江和广西桂林到豫北的贩童通道。7月，郑铁公安局再次在河南洛阳、四川西昌、山东东明等地摧毁一个跨省“贩、运、销一条龙”的家族式跨省贩婴犯罪集团。
贩童的变化
一些被拐卖的孩子在恶劣、漫长的长途运输中生病或者死去，增加了贩卖成本。中国铁路警方频繁在列车、车站来抽查身份证，实现全国大追逃，火车贩卖变得更加危险。此外，云南因为旅游、产业产业兴起，经济发展迅速，村民少有因为贫困而出卖自己亲生子女。
2000年后，人贩子转而瞄准了云南昆明和广东东莞、深圳等城市随同父母进城的数以百万计的男童，然后通过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迅速外运。其中昆明警方公布，2000年到2003年，共有352名孩子被拐，其中男童278名。
“那一段时间丢孩子很多”东莞市寮步镇市场包子铺店主郑春忠说，2003年，两个妇女偷走了他的儿子，而该市场一共丢了5个男童。
郑在寻子的漫长过程中帮助东莞警方在2004年抓获数个贩童团伙，成功解救11个男童。2005年，东莞警方又重新梳理深挖，再次解救11个男童。
东莞法院认定，从2001年3月至2004年5月，以一个叫刘建秋的潮汕人单独或结伙在东莞市寮步、大朗、东城等镇区的市场，以买泡泡糖、玩具等为诱饵，拐带儿童到汕头市潮阳区，交由当地人卖出男童，共拐卖儿童38名。
2008年6月，刘建秋被枪毙。
郑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但他似乎成为了一个反拐专家。他说，广深公路两侧的数百个大小农贸市场是男童被偷的重灾区。这些男童的父母一般是来自乡村，他们忙于自己的生计，疏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孩子还是像在乡村一样自由活动。
有警察告诉《凤凰周刊》，买进孩子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山东、福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中国的改革开放帮助上述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民众积累了大量财富。此外，该三地区崇拜男丁，深信多子多福。
一个佐证是，2002年开始，一个叫唐显忠的男子在东莞拐骗6个男童，然后送到福建厦门市贩卖。
有潮汕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近年来，潮汕地区开始流行一种新“消费”——买孩子。有儿无女，有女无儿及没儿没女的家庭一定会设法买进孩子，有子女的家庭为了发展家族产业，发展下一代的势力，也要花钱再买一两个男孩或女孩。有的地区的民众甚至还把买儿、买女互相攀比。
郑春忠说，即便是在农贸市场丢了孩子的潮汕籍家庭，无一例外，都是生育了三四个孩子。
“买一个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个引子”上述潮汕人士称，一些潮汕人相信，家里有一个男孩，可以形成某种气场帮助妇女生出男孩。
中国虽然对户口登记有严格制度，但在潮汕一些地区，一个婴儿只需要花两百元找村主任开出一张出生证明，就可以找派出所上户。如果是几岁的孩子，则需要在计生部门缴纳几千元社会抚养费，再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2002年，深圳被拐骗的11个男童也是被发现带到广东潮阳市金玉镇，再经人卖到汕头、潮阳、揭阳等地。广东省公安厅不得不组织深圳、汕头、潮阳、揭阳、汕尾五市联动，才一举救出9个男童。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东莞、深圳丢失的孩子大多被送到了潮汕。因为暴利驱使，一些潮汕人成为了人贩子，利用广泛的人脉加快了男童的脱手。
民风剽悍的潮汕一度也被各地警方视为畏途。参与解救的深圳警察说，他们被警告一定要小心被当地民众围攻，不得不深夜进入该些地区，抱起孩子就上车逃离。 而东莞警方一直愤恨的是，还有被潮汕人买进的3个男童因为当地走漏了风声，被藏起，再也没有露面。
侥幸的成功
为了找到丢失的19名孩子，深圳市公安局成立了一个以一名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
南山区公安分局一名负责人说，人贩子深知一旦被人发现，一定将遭遇群众围殴，所以他们计算周密，力求一击即中。而买孩子的家属不愿被人发现，以免人财两空，所以对孩子保护严密。
“如果没有具体线索，找一个孩子回来犹如大海捞针”该警官叹气说，压力很大。
但莫金昌显然是很一根幸运的“针”。2007年12月10日上午，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村。一个陈姓潮汕籍男子骑着摩托车把3岁多的莫一把搂了过去，飞车逃脱。陈在潮汕没有找到下家，就抱着孩子去了南阳，试图卖给一个女中巴司机，被该司机和家人设计擒获。
陈坚称是帮助人照顾孩子，警方没有其他证据，只得放人，对深圳警方发出对莫的协查传真，但未获回应。南阳警方只好把莫放在南阳福利院，一直没有人认领。
直到《南阳晚报》记者把莫的照片传到一个叫宝贝回家的寻子网站， 才被注意。莫父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孩子。
2008年月28日，莫在他的小屋里抱着孩子，心有余悸。
对其他父母来说，追寻被偷的孩子简直是一场类似凌迟的炼狱之旅，一点点被折磨。彭高峰贴出寻子启事后，至少收到两千条试图行骗的信息。另一个家长还两次被人约出，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尾随的警察都发现了对方身上的刀具，“如果不是警察，可能被他们谋财害命了”。
而丢了孩子的父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孩子。
一个叫蒋铮的孩子被湖南龙山县一个人贩子拐卖，警察一直无法缉拿归案，蒋的奶奶寻到人贩子的家里，对家属下跪，还帮助下地干农活，希望能够感动家属做人贩子的工作，说出孩子的下落。
最后，老人回家就死了。
2004年，湖南怀化一个叫戴特株的5岁男童在家口门失踪，祖父戴子初三年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寻孙，仅寻人启事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500万份，耗资50多万元还是一无所获。
所以，莫家坚持认为是神仙帮忙，他们抱着孩子去当地寺庙去磕头，烧纸，拜谢相关的菩萨。
打拐需要国家计划
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偷，各地的父母经由互联网等方式形成各地区的“寻子联盟”。《凤凰周刊》获悉，全国范围内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有三处：云南昆明、广东东莞、深圳和河南郑州。
奇异的是，一些家长不满当地警方查办不力，而与警方发生冲突。中国警方规定：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警方可以判断是走失、迷路而不能立案。在24小时后，家属还必须提供被拐卖证据，否则仍不能立案。
有家长称，这一规定设计方便了警察，但没有考虑24小时正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关键时期，人贩子完全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转移儿童。很多愤怒的家属由此上访控告。
一个地区的上访数量却又令当地政府难堪，警方不得不派出更多警力来控制上访者——警察和人贩子的战争由此变成警方和受害者的斗争。
警方抱怨，1988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拨款300—900万元不等的打拐专项经费，但在1998年取消，使打拐经费失去基本保障。而每解救一个被拐儿童，平均花费3万到5万，现实情况是谁去“打拐”谁垫资，各地警察对打拐普遍缺乏积极性。此外，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福利院不接收，将无处安置孩子。
民政部门显然不可以接收警方送来的孩子，称他们是财政包干，没有格外针对被拐儿童的安置资金。
《凤凰周刊》注意到，不计其数的人通过宝贝回家等寻人网站谋求自救。该网站几千名志愿者和家长实行“分片包干制”，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搜寻信息，然后通过网络、电话分享交流。
海外打拐专家称，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孩子失踪也只主要能依靠政府解决，私人和社会力量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
早在2006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侵害妇女、儿童案件负责人祝燕涛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反拐计划，由一个综合协调部门或者委员会来协调整合公安、民政部门，避免公安部门“单打独斗”。
2007年底，中国宣布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确定公安部为牵头单位，统筹中国打拐行动。
彭高峰他们暂时无法感受国家制度的变化，他们说他们还没有孩子的任何线索，而没有线索，警方也没有进展。
2008年6月，深圳某公司董事长王树春透过媒体表示，考虑到公安部门建立的“失踪人口信息网”库容量太小和无法实现全国连通，他拟筹资200万元，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成立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帮助困难的寻子家长提取DNA数据，最后无偿建立一个“失踪儿童DNA”数据库。
这名曾解救一男童的原深圳警察希望公安部能协调民政部门，尽量多集中流浪儿童和卖花、卖艺儿童，强制做出DNA数据，然后与寻子家长数据进行对比。此外，中国各派出所完成对该辖区抱养孩子的数据提取，并对买子家庭进行惩罚，吓阻买方市场的形成膨胀。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给中央写信，力推该数据库的脱胎而出，“如果国家没钱来做，就应该允许民间来支持，要快！要快！因为家长的心在流血”。
几百天或者几年过去了，一些绝望的家长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也买一个孩子。
男童被偷的悲剧还在延续。2008年4月到5月，东莞茶山镇和东城区又丢了5个男童——这还只是郑春忠他们在电线杆上看见的寻人启事。
彭高峰在自己的小商店上树立了一块“悬赏寻子”的醒目招牌，上面贴着儿子的巨大照片，他得到了各地失子父母的效仿，“寻子”在中国一些城市里彻夜闪烁，如同各自父母盼归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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