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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寻子联盟的抗争与拷问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有三处：云南昆明的“寻子联盟”、广东东莞的“寻子联盟”、河南郑州的“寻子联盟”。
他们在一起，互相提供各自掌握的信息，彼此慰藉；他们实行“分片包干制”，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通过报纸、电台、网络，广泛联系外省的失子家庭；他们集体上访，反映情况，以血泪呼吁。
柔弱的“寻子联盟”双肩，能担起“打拐”重任，与强大的“贩童黑帮”决战吗？“寻子联盟”拷问着政府“打拐”责任，公权机关以何回应？
“内忧外困”，这是被称为“打拐王”的著名打拐警察王一民说的话。机构上，打拐办设在公安机关，但多为有牌无人；经费上，解救一个被拐儿童，平均花费3万到5万，钱从哪儿出？现实情况是谁去“打拐”谁垫资；善后上，在没有找到孩子父母时，福利院不接收，被解救的儿童无处安置；法理上，自生自卖的争议颇多；伦理上，对于全村参与拐卖的，如果全抓，整个村就没了大人，剩下的孩子谁来管？种种因素，让参与打拐的警方苦不堪言。
同样，民政部门也处于两难境地。警方送来的孩子，若不接收，道德上说不过去；若接收，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安置资金，还存在传染疾病、孩子病亡等风险，责任谁来担，他们该怎么办？
更深层次的矛盾还在于，打拐不是一个单一的打击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靠“寻子联盟”，力量极为有限，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难免处处被动，这就需要政府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长久之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