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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6-28 4:16:39 来源：东方今报 今报记者 李长需/文图 171 
●24年万里奔波寻女儿●帮人找回13个被拐儿童●“民间寻子联盟”拷问制度缺失
24年间，他骑坏42辆自行车，行程不下10万公里，走遍了100多个县市的3000多个村庄，他的目的原本只有一个：寻找24年前丢失的女儿。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佐罗式的英雄，他帮助13个家庭找到了失散的孩子，尽管他自己的女儿依然没有找到。他就是鹤壁市矿务局的付海河。24年寻女经历，使他痛感寻人信息的匮乏、寻人渠道的单一，这一切也影射出目前我国在解救被拐儿童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
24年前，放学路上女儿失踪
每天早晨醒来，付海河总会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在厚厚的一堆材料中间，找出户口簿，然后打开，女儿付艳红可爱的笑脸就会露出来。
这张黑白照片是女儿7岁时照的，童稚的脸上带着天真的微笑，扎着两条可爱的羊角辫。女儿7岁生日时照的这副模样，永远定格在付海河的记忆里。
这是女儿失踪前照的最后一张照片。
付海河清楚地记得，24年前，也是这样的早晨，他和妻子早早起了床，做好饭匆匆吃过之后，俩人把给女儿留下的饭菜盖在锅里，像往常那样，临走前给艳红掖掖被子，亲上一口，再叮嘱她两句，就上班去了。他们上班早，每次走了之后，小艳红自己再睡上一会儿，听到闹钟响之后自己起床，吃过饭之后自己走上10分钟的路，正好赶上学校上课。
但那天中午，做好饭之后的付海河和妻子潘庆凤再也没有像往常那样等到小艳红回来吃饭。他们起初以为是孩子贪玩，就到路上找，没有找到；去学校找，老师说，艳红上午还在上课，放学后背着书包走了。她放学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路上她究竟遇到了什么？付海河几乎问遍了周围所有的孩子，但大家都不知道。夫妇俩慌了神，意识到小艳红出事了，就立即通知亲戚朋友，开始在全市到处寻找。但寻遍了鹤壁市每一个角落，还是没有小艳红的踪影。
几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孩子的消息，全家人都快急疯了，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孩子究竟去了哪里？
老父扮货郎，行程10万公里跑遍3000多个村庄
在鹤壁市找不到女儿，付海河发动亲戚到周边县市去寻找。他和妻子也请了长假，印发了大量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希望好心人能够提供线索，但都没有结果。1983年，也就是女儿失踪一年之后，寻找无果的张海河夫妇借钱在省会郑州一家媒体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以便得到更多的寻人线索。
两个月后，长垣县恼里镇一位老师给他们来信，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女孩，很像他们在寻人启事中描绘的，也是六七岁大，脸上也有一个伤疤。付海河接到信以后很兴奋，赶紧租车赶过去，想尽办法接近孩子后却发现不是他们的女儿。 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付海河发现，空着手直接问很难发现线索，有时候明明知道某个村庄有被拐卖的孩子，但因为付海河是外乡人，没人愿意告诉他。后来付海河变得精明起来，他每次寻找时，把自己打扮成个货郎，带些针头线脑、梳子等物品，一边吆喝着卖东西，一边偷偷地跟当地的老人和孩子聊天，套取实话。
他的一个同事跟他聊天时，说起南乐县某乡的一个村有拐来的孩子，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村。付海河就骑着自行车，扮成货郎，在那个乡转悠了十多天，在一个村跟村里的老人闲聊时知道他们那里有一个小女孩刚被拐骗来，他取得了老人的信任，老人亲自带着他到地里偷偷看了那个女孩，遗憾的是她不是自己的女儿。
扮货郎这一招屡试不爽，就这样，他24年内转遍了河南、河北、安徽和山西等省的100多个县市3000多个村庄，了解到大量被拐孩子的信息。“光自行车就骑坏了42辆，行程不下10万公里。”付海河说。
寻亲让付海河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付海河和妻子潘庆凤当时的工资都是40多元，儿子那时候也没有工作。为了寻找艳红，付海河借了10多万元，现在还欠着8万多元的账。为了还账，付海河退休后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门卫，为了300元的工资，今年73岁的他还不肯丢掉工作安享晚年。
牵线搭桥，帮人找回13个孩子
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付海河切身体会到失去孩子的那种痛苦，他也遇到不少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家长。相似的命运让他们同病相怜。
1983年的一天，有人告诉付海河夫妇，淇县西岗乡一户人家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孩子，付海河夫妇听到后欣喜若狂，尽管不知道男女，但他们还是满怀希望地去了。结果费尽周折见到那个孩子之后，却发现是个只有3岁的男孩儿。回来后听说郊区小庄村一户姓李的人家丢失了一个男孩儿，年龄大小跟他们见到的孩子差不多。他们就赶紧到李家报信。当时天已经黑了，还下着雨，付海河跑了十几里的泥路，还摔了几个跟头，才赶到李家。李家得到他们的报信后，立即报警，连夜赶往淇县，到那里一看这孩子真是他们家丢失的。这是付海河第一次为别人找回孩子。
1984年的一天，付海河的妻子潘庆凤的同事来看望她，同事给她带来一条消息，说浚县屯子镇有家人买了一个孩子。夫妻俩借了钱，连夜赶了过去。到了屯子镇以后，他们发现那个孩子虽然和自己女儿年龄相仿，但是个男孩儿。通过当地的老百姓还打听到这个男孩儿是从北京领过来的，当时这个男孩和姐姐一起上街，后来与姐姐走散，被人贩子领走卖到了这里。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女儿，但见到这个可怜的孩子，夫妻俩动了恻隐之心，当即找人写了封信寄给北京警方。北京警方迅速联系上孩子的父母，并派人和孩子的父母一起把孩子解救出来。
在寻女过程中，付海河尽可能地把自己见到的被拐孩子的情况提供给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在他的帮助下，一共有13个家庭获得准确的线索，救出了自己被拐的孩子。他们的行为，获得了感激，但同时也遭到了仇视。那些从人贩子手中买到孩子的家庭，都花了不少的钱财，加上有的抚养了好多年，到头来因为付海河的“多事”让他们人财两空。
一次，付海河获得消息，到淇县看一个被拐女孩是不是自己的女儿时，他正在路上骑车，忽然五六个年轻人围上来，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打起来，付海河抱着头不敢还手，问他们为啥打人，他们边打边骂他多管闲事，并越打越狠，付海河被打得头破血流。回来后，他在家躺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年我出门十分小心，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人家报复。”付海河说。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帮助别人的心愿。
24年寻女路折射被拐儿童救助困境
24年的寻女历程，付海河遭遇了极度的信息困境，这也是他极力把自己知道的信息提供给别人的初衷。
“要想找到有效和有用的信息，真的很困难。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很多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了无效信息上。”回顾24年的寻亲经历，付海河说，因为缺乏信息来源，只要听说哪里有被拐骗的小孩，他们都会跑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每次都是空跑腿。他也遇到不少这样寻找孩子的家庭，他们在交流时体会到，要是每个寻子家庭都把自己了解到的信息提供到一块，那么寻找孩子将变得容易一些。
这种自发的信息共享诉求，已经促成民间寻亲组织的诞生。据记者了解，为了共享寻子信息，目前民间已有在河南郑州、云南昆明、广东东莞等地建立的“寻子联盟”，他们集中了大量失踪孩子的家庭信息，分布在广东、福建、贵州、湖北、河南、天津、云南等地。目前，先后有一些联盟成员的孩子被找到。“你一个人去找孩子，花再多的钱都没用，只有把人凑起来互相帮助才有力量。”东莞“寻子联盟”负责人林舜明对此深有体会。
与民间的寻子资源共享相比，来自打拐部门的信息资源由于无法与民间完成有效对接，造成资源浪费。据记者了解，现在不少打拐部门救出被拐孩子以后，由于找不到孩子父母，往往束手无策。如2003年被卖到福建晋江的26个昆明孩子，被解救后由于找不到亲生父母又戏剧性地重新回到了买主“父母”家中；河南新乡铁路刑警解救出的35名被拐儿童由于找不到亲生父母被送到儿童福利院，最后通过本报大规模的持续报道，才有孩子父母看到报道后前来认领，但这毕竟是少数。
郑州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在解救被拐儿童方面还存在着制度的缺陷，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失踪和解救儿童的查询登记制度。如果有一个完善的查询登记制度，无论寻子家庭，还是公安部门，都可以进行有效对接，从而降低相关部门和家庭的寻亲成本，付海河们的境况或许将不是今天这样无奈。
■相关评论
民间寻子联盟的抗争与拷问
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有三处：云南昆明的“寻子联盟”、广东东莞的“寻子联盟”、河南郑州的“寻子联盟”。
他们在一起，互相提供各自掌握的信息，彼此慰藉；他们实行“分片包干制”，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通过报纸、电台、网络，广泛联系外省的失子家庭；他们集体上访，反映情况，以血泪呼吁。
柔弱的“寻子联盟”双肩，能担起“打拐”重任，与强大的“贩童黑帮”决战吗？“寻子联盟”拷问着政府“打拐”责任，公权机关以何回应？
“内忧外困”，这是被称为“打拐王”的著名打拐警察王一民说的话。机构上，打拐办设在公安机关，但多为有牌无人；经费上，解救一个被拐儿童，平均花费3万到5万，钱从哪儿出？现实情况是谁去“打拐”谁垫资；善后上，在没有找到孩子父母时，福利院不接收，被解救的儿童无处安置；法理上，自生自卖的争议颇多；伦理上，对于全村参与拐卖的，如果全抓，整个村就没了大人，剩下的孩子谁来管？种种因素，让参与打拐的警方苦不堪言。
同样，民政部门也处于两难境地。警方送来的孩子，若不接收，道德上说不过去；若接收，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安置资金，还存在传染疾病、孩子病亡等风险，责任谁来担，他们该怎么办？
更深层次的矛盾还在于，打拐不是一个单一的打击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靠“寻子联盟”，力量极为有限，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难免处处被动，这就需要政府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长久之计”。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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