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中国：“我要找回被村委会卖掉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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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5 
这是2003年我采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小文，现在将这篇文章发在这里，期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底层平民百姓的真实生存。 
    10年前，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被村委会以“父债子还”的名义卖往他乡，10年来，家乡的亲人在艰难地寻找他的下落。
    孩子，无疑是最应该得到人群保护和社会救济的，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最起码的底线。但被卖掉的孤儿任冬非但没有得到额外的安抚，就连被亲戚抚养的权利也被某些人以欺诈的手段剥夺，最终，他成了父母亲留在人世间最后的财产抵了债  
 
                       “我要找回被村委会卖掉的弟弟”
   
                                  王克勤      喻尘
   
   
 
　　　          “我的弟弟被卖了已10年了”
 
    在寻找堂弟任冬的路上，任加富奔波了10年。“如果那天我在家，他们肯定抱不走的。”在记者面前，任加富深深地埋怨着自己。因为村委会干部蒋武秀将弟弟抱走交给人贩子的时候，他恰好在绵阳市火车站打工。
　  1987年5月，小任冬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安县花垓镇西岩村一个贫穷的农户。他3岁时，母亲就因患子宫癌去世。
    祸不单行，1992年，在小任冬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任太兴又因患胃癌去世。失去双亲的小任冬没有了依靠，奶奶罗述珍当时已80岁高龄，他只能由伯父任太华和堂兄任加富父子抚养。
   “家里多一个人吃饭，没有啥问题，我身强力壮的。”任加富不断对记者说，在他看来，承担起抚养堂弟任冬的责任义不容辞，在他看来，多做些活路就可以解决堂弟吃饭的问题。
    1993年7月21日，任加富的父母走亲戚去了成都，他在火车站打工，家里只有奶奶和堂弟任冬两人在家。这天一大早，村妇女主任蒋武秀带着他弟弟蒋武权来到任家，对罗奶奶说河北邯郸市有户好人家，同意要任冬，说过段时间就把抚养费给她带回来。罗奶奶不认识字，而且一向很听村干部的话，就哭着把任冬交给了他们。
    3天后，任加富的父母从成都回来，一个邻居对任加富的母亲于冬芝说，任冬被村干部卖掉了。于冬芝一听大吃一惊，马上放下东西急匆匆地去找村民组长杨长富。杨说，这不管我的事，你去找村里吧。于冬芝又立即找到村支书秦华光。秦见于冬芝来找任冬，就说：“这孩子又不是你亲生的，你养他干啥？”于冬芝说：“我养这个娃，老了给我养老的。你到底把孩子弄哪儿去了。”
    秦华光见于冬芝很坚决，让她去找村妇女主任蒋武秀，说孩子是被蒋武秀抱走的。于冬芝急忙去追问蒋武秀。蒋说，她的弟弟蒋武权在邯郸给任冬找了一户好人家，那好人名叫“刘国兴”，家住“邯郸市滏西区拐子王村”。蒋还有声有色地介绍说，刘家没有儿子，对任冬可好了，等他长到18岁以后，你们再去认他。
 
                      路上惊闻堂弟是被卖掉的
 
    在任冬被“抱走”送人抚养之后，任加富曾经也找过乡村干部，听来的说辞和母亲去找时说得差不多，他也打听过堂弟的下落，但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7年后的一天，任加富听来的一句话，揭开了一个埋藏了7年的秘密。
　　2000年上半年，全国搞起了第六次人口普查，西岩村也按照上面的要求，逐家逐户进行人户调查。在人口普查过程中，任加富发现堂弟任冬的户口没有了。他当时感到很奇怪：孩子只是寄养在别人那里，户口不应该动啊。
    为此，任加富的母亲于冬芝到村上又找到还是任村支书的秦华光，秦华光说这事应该找村会计魏世伯。但是在找到魏时，魏又说是镇上的领导办的，你去找镇政府吧。
    于冬芝马上跑到距离西岩村不到1公里的花垓镇政府，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于冬芝说：任冬的户口不关你的事情。
    与此同时，任加富也把村里的干部找了一遍，蒋武秀在任加富的再三追问下才吞吞吐吐地回答：“我不晓得，谁下的户口你就去找谁。”两人大闹一场后，任加富起了疑心。
　　2000年6月14日晚，任加富路过村委会时，听见里面吵吵嚷嚷， 像是在吵架，他停下脚步偷听，突然听见一方在指责另一方：“你把任家的娃儿卖了，老子还没开腔……” 当晚，任加富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不对劲：西岩村只有自己一家姓任，自己堂弟自从7年前被原村妇女主任蒋武秀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难道真是她在捣鬼??
    第二天一大早，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的任加富便直奔蒋武秀家，拖住蒋武秀就要往派出所里送。年过5旬的蒋武秀经不起这种骇怕，大吵之中称，“任冬娃不是我卖的，是经村委会讨论决定的”。她挣脱任加富的手，去里屋取了一张证明和收据出来。?
    在这份盖着西岩村村委会公章的《证明》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兹（有）花垓镇西岩村十三组社员任太兴因病于1992年5月死亡。现父母双亡，任冬娃小孩无人供（抚）养，现将此小孩交与河北省邯郸市滏西区拐子王村刘国兴供养（抚）养。经双方同意后，村、组出证（明）。（任冬娃，男，生于1987年5月23日）。”《证明》的下边盖有两个公章，分别是“安县花垓镇西岩村第十三村民小组”、“安县花垓镇西岩村村民委员会”。
　　在这份《证明》的下面还有一段“说明”：“任冬娃之父原欠村社提留、农业税共计1650元，欠信用社代（贷）款230元，两项共欠1880元正（整）。（按）父代（债）子还的原则，按上项的欠款由现供（抚）养人归还后，村、组出迁移证明（后）方可上户。”
　　在这份证明上，有村妇女主任蒋武秀、十三组组长杨昌富和执笔人赵兴泉（赵兴泉是当时村里的出纳）的签字，以及任冬奶奶罗述珍老人的手印。
 
                 村干部卖掉孤儿为抵村债
 
    任冬被村委会卖掉是因为其父亲任太兴在世时，欠下了村委会和信用社的债务。
    在任冬跟着伯父伯娘生活了4个月之后，西岩村村委会的干部找到任冬的伯父任太华，向任家通告：按照“父债子还”的原则，现在哪个抚养任冬娃，哪个就该替任冬娃把其父任太兴死前欠信用社的230元贷款，和各项提留、农税款650元还缴村组，加上利息等共计2200元。不然就不能继续保持这种抚养关系。村干部扬言“要请法院的人来强制执行”。
    对村组“有关领导”此举，当时既没钱给又觉得这说法没道理的任太华一家表示坚决抵制。于冬芝当时苦苦哀求村干部，说等任冬到18岁有偿还能力再还 ，但被村干部们拒绝了。后来她找到西岩村村支书兼村委主任秦发光，秦的回答是：“任冬娃又不是你们亲生的，你们抚养他干嘛？简直是自讨苦吃。”
　　罗奶奶见村、组干部不断逼债，家里又拿不出2200元钱领养这个孩子，就只好传话出去，希望把任冬寄养在一个好人家里。
　　对《证明》蒋武秀是这样解释的，把任冬托付给刘国兴抚养是 “经村委会研究决定的”。“刘国兴”也支付了1800元的抚养费，其中 ，她的弟弟蒋武权扣了300元的路费，另外1500元钱交给了村委会。
　　而对于剩下的1500元钱，村委会的村里是扣除任冬父亲生前欠村 、社提留只650元，扣除欠信用社的贷款230元，还有620元则是交给了任冬的奶奶罗述珍，作为任冬的抚养费。
　　但是，90多岁的罗述珍今年8月3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从来没有从村委会那里接到一分钱。那天，家里的人都出了远门，她又认不到字，就稀里糊涂地照村干部的要求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
　　任加富越想越觉得村委会这份《证明》有鬼，便决定到安县公安局报了案。
   
 
                   被卖掉的孩子没了下落
 
    2000年8月，任加富到安县花垓镇派出所报案，但是派出所的却说这事应该先到法院起诉。任加富跑到法院，法院的人又告诉他，这是刑事案件，应该由公安机关受理并立案侦查。任加富还找到检察院，县检察院也说应该先由公安机关侦查。
    任加富在安县公检法之间奔波了多次之后，2000年10月，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终于受理了此案。
    2000年10月12日，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蒋志、王洪等3名干警按照《证明》上所写的地址，来到河北省邯郸市寻找“刘国兴”，寻亲心切的任加富也与干警们一同前往。
    然而，结果让人惊心——河北省邯郸市根本就没有个“滏西区”，更没有“拐子王村”及“刘国兴”其人。邯郸警方又根据蒋武秀所提供的是个“在邯郸火车站卖大碗面的”等情况，开展排查，终于找到一个叫刘国兴的，但此人为临时户口，其住所也是租用的，现已不知去向。?
　　公安机关的介入调查引起了在外打工的蒋武权的警觉。他顿感事情已经闹大了，自己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他硬着头皮与安县警方打电话联系，说那份《证明》的确是假的，他当时把任冬交给了在邯郸市火车站附近遇到的一个“卖大碗面”的，叫柴全彬，他从柴那里拿回了1800元钱。
　　2000年年底，安县警方再次派人前往邯郸调查，邯郸市火车站居委会一位老主任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附近的确有柴全彬这个人。居委会有一年搞人口普查，发现一个叫柴全彬的男子已养有３个女儿，妻子却又怀上第４胎，这给他留下了印象。
　　2001年1月，警方经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柴全彬的家。但此时柴已经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刑，现仍在服刑。当安县警方找到正在服刑的柴全彬询问情况时，柴全彬却矢口否认认识蒋武权，也不承认自己买下任冬。
    寻找任冬的线索就此断掉了。
    2001年8月，安县警方在杭州市萧山区将蒋武权抓获归案。9月5日，蒋武权被正式批准逮捕。
    任加富非常关注案件的进程，不止一次地到县里公检法几个部门去问，但却一直没有最终的说法。直到后来他得知蒋武权已经被放了出来。
    除了蒋武权之外，受到处理的还有蒋武秀，她被拘留了一个月之后，也被放了出来，之外再没有哪个村委会和村支部干部受到处理，秦发光至今依然是村支书，蒋武秀也还是村妇女主任。闹得意见比较大的是村民，“咋能因为还债把人家的娃娃卖掉呢。”村民们说，千万不要因此自己家的娃娃也被干部们抵债了。
 
                                   举债万元寻弟弟
 
　　“我想我孙娃子啊，想起孙娃子都怄气。‘一苗露水一苗草’啊，我巴不得家里人越多越好。”?90岁高龄的罗述珍老人在低矮的草房里居住，因为常年思念自己的孙儿，整日以泪洗面。“当天我一个人在家，突然听到邻居们说，任冬娃已被带走了，我赶忙撵到街上(指花镇)去，就已不见人了。”罗述珍仍然记得任冬被带走的那天的情形，她说，孙子被卖掉的事她至死都不会忘的。
    任加富的父亲任太华更是感到惭愧，他总觉得这事应该有个说法，孩子找不到了，又没有人受到最终的处理，承担痛苦的只有他和他的家人。弟弟任太兴临死时说的话至今他不能忘记：“大哥大嫂，我就剩下这个根了，希望大哥大嫂把他养大，读书都不敢想，只要这一代不断烟火就行。”任太华承受着双重的压力：亲人下落不明的失落和不了解真相者的谴责。一想到弟弟的遗嘱，想到小任冬至今不知下落，任太华说自己“实在愧得慌”。
    任加富做为家中的长子，认为有责任把弟弟找回来。“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把地球翻个个，我也要找回弟弟。”任加富说，他现在一边在绵阳市里做活路，每当有点钱之后，他都会开始踏上寻找弟弟的路途。这对于已经娶妻生子的任加富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在跟着安县警方前往河北查找“刘国兴”下落时，任加富从银行贷款2000元，找朋友借了3000元。5000元钱花过之后，弟弟的下落也没有找到。
    2001年农历正月二十七，任加富听说天津有个被拐卖的小孩是安县的，他又借了几千元钱，匆忙跑到了天津，可是过去一看却又是空跑了一趟。
    2001年5月，任加富去了一次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希望能够在石家庄见到被村委会卖掉的弟弟。他在石家庄的大街小巷转了很多天，但始终没有见到弟弟的身影。而这一次，任加富又付出了数千元的代价。
    找不到弟弟，相应的责任人却没有得到适当的法律制裁，任加富想不通，为此，他踏上了漫长的上访索讨说法的征程。从2000年开始，他跑了无数次的成都，到公安厅、信访办等地方上访。他还曾托人找到过当时的一位副省长，这位省长告诉他，回去吧，你们县里会给你处理的。
    上访没有找到弟弟，却为他带来了一个多月的牢狱之灾。2001年4月的一天，花垓镇派出所通知任加富走一趟，结果却被抓了起来，扔在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至今他也不知道究竟犯了哪个罪名。　　任加富说，为了寻找堂弟任冬，他已经花费了1万多元，这些钱不是贷款就是借的，现在还欠着人家。，任加富在河北等地的报纸上曾经刊登过寻人启事，但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如果现在见到弟弟，他应该已经16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认识。”任加富说，如果弟弟有兴到了好的人家，读了书，可能读到了中学，希望他看到报道之后，能够唤起他童年的记忆，想到还有一位哥哥在家乡寻找他，还有老奶奶在念叨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