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４日，昆明开往南京的Ｋ１５６次列车上坐着４名怀抱婴儿的中年妇女。这４名中年妇女从不给婴儿哺乳，只是每次在婴儿因饥饿大声啼哭时喂些奶粉。婴儿的哭声和这４名中年妇女的反常行为，让周围旅客感到有点纳闷，也引起了列车乘警的警觉。经询问，４名妇女坚称她们是外出打工的，婴儿是自己或亲戚家的。
２５日上午，列车顺利到达南京火车站。乘警将这４名中年妇女移交给了南京火车站派出所作进一步审查。侦查人员很快查明，４名中年妇女分别是“郎氏三姐妹”?郎春燕、郎春花、郎世勤 和丁桥芬，她们来自贵州盘县和云南红河，４名婴儿是她们在云南收买的，准备贩卖出去。至于贩卖到哪里？卖给谁？４人均声称是第一次贩卖，还没有明确的地方和买主。
但侦查人员没有听信４人的说法，经过近１００天的缜密侦查，他们挖出了一个涉案人员２２名、作案２９起、涉及被拐卖婴儿４０名的“卖、运、销”一条龙的特大拐卖婴儿犯罪团伙。
戴着眼镜的郎春燕显得很斯文，如果不是在看守所的提审室里，我们很难将她与“一个特大拐卖婴儿犯罪团伙的主犯”联系在一起
贩婴“夫妻店”
如果不是在看守所的提审室里，我们很难将郎春燕与“一个特大拐卖婴儿犯罪团伙的主犯”联系在一起。戴着眼镜的她显得很斯文，讲话很有条理，对自己所犯罪行也不刻意回避。当谈起自己的孩子时，她甚至会捧着孩子的照片跪在地上失声痛哭，显示出一种母亲对孩子的切切真情。
今年４２岁的郎春燕出生于贵州省贵定县。高中毕业后在贵州盘江煤电集团当话务员。２０００年，郎春燕与前夫离婚后，经人介绍与在昆明打工的山东郯城籍男子沈玉州结婚，并从昆明来到郯城。其间，郎春燕还认识了此后成为犯罪团伙重要成员的另外两人——刀秀芬和丁发昌。
来到山东郯城后，生活比她想象中要艰难很多，他们夫妇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沈玉州在电信部门做点零工。在郯城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头脑比较灵活的郎春燕发现，那一带像沈玉州那样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大龄男青年，在当地很难找到媳妇，成为“老大难”。然而，她的老家贵州和云南一些地方，由于经济比较落后，很多青年女子都想嫁到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来。于是，郎春燕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做起了跨省“红娘”，并从中得到一些“感谢费”。
２００４年中旬的一天，一个电话打断了郎春燕的“红娘”生活。刀秀芬从云南打电话给郎春燕称，自己姑姑家有一个超生男婴不想要了，希望她能在山东帮助找个想要男孩的人家。有了一段“红娘”经历的郎春燕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桩赚钱快而且很容易做的“好买卖”。经过与丈夫沈玉州商量后，郎春燕从郯城赶到云南省建水县与刀秀芬会合，一同将男婴带回郯城。
与此同时，沈玉州指使他人积极寻找“买主”。经过多人反复介绍，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郎春燕、刀秀芬和沈玉州将该男婴以２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对姜氏夫妻。除去所有开销外，郎春燕给了刀秀芬１０００元好处费。
有超过１００％的利润，就有人会冒着断头的危险去做。稳定的“货源”，巨大的“需求”，诱人的“回报”，促使了郎春燕、沈玉州等人更加疯狂地贩卖婴儿，参加人员也由最初的三四个人慢慢发展到二十多人，形成“卖、运、销”一条龙的特大贩婴犯罪团伙。郎春燕和沈玉州也成了当地有名的贩婴“夫妻店”。
解剖“贩婴团伙”
郎春燕自己交代，在他们居住的郯城市郯城镇官路口村，只要有人提及“谁家有小孩卖”，村民都会把手指向他们家。郎春燕的姐姐郎世勤和妹妹郎春花也先后加入到该犯罪团伙，主要负责婴儿的“运输”，她们成为团伙中的“郎氏三姐妹”。
侦查查明：从２００４年３月起至２００７年５月案发，２２名犯罪嫌疑人共作案２９起，涉及被卖婴儿４０名。其中，男婴１４名，女婴２６名，有４名婴儿因病夭折或被抛弃，２对双胞胎被拆分。２００７年６月，郎春燕、沈玉州、刀秀芬等２２名犯罪嫌疑人被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批准逮捕。
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从这起特大拐卖婴儿案来看，当前跨省贩婴团伙已达到了一种有组织、有分工的程度，并出现了某种智能化犯罪的特点。从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看，完成整个婴儿的贩卖过程大致要经过三个环节：
第一道环节是收买婴儿。在２２名犯罪嫌疑人中，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有刀秀芬、丁发昌、曹生神等１０人。这些人利用自己是云南当地人的身份便利，以出卖婴儿为目的，在云南个旧等地收买婴儿。在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十分注意信息的收集工作，只要得知谁家有超生婴儿，一般都主动上门收买，有的甚至在怀孕时期就进行“定购”，小孩一出生就被抱走。
第二个环节是运输婴儿。在该团伙中，运输婴儿的任务主要由郎春燕、郎世勤和郎春花“郎氏三姐妹”来完成。一般的过程是，刀秀芬、丁发昌等人收买到婴儿后，立即打电话给远在山东郯城的郎春燕。郎春燕带现金从郯城赶往云南约定好的旅社进行交接后，当即乘坐汽车或火车返回郯城。
第三个环节是贩卖婴儿。主要由沈玉州、王合英、李振光等９人负责。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郯城本地人，对身边的婴儿需求信息比较了解，同时也给买主一定的信任感，方便婴儿“出手”。让人有点意外的是，２００５年，郎春燕自己也曾以２６００元的价格买了一个女婴。原因是，她与沈玉州结婚多年后一直没有生孩子，自己觉得对不起沈玉州。后来，郎春燕怀孕生了一个男孩，他们又把这个女孩卖掉了。
贩婴智能化
办案检察官指出，在这个团伙作案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智能化的特征：一是在贩运过程中，一般由妇女运送婴儿，一旦有人问起，她们会讲这是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亲戚的小孩，这给在途中截获婴儿贩运增加了难度；二是贩卖的婴儿主要来源是收买，与一些骗、盗甚至抢婴儿进行贩卖的人相比，郎春燕等人的这种购买行为相对较为安全，很多父母都是自愿将小孩卖给这些人的，而且大部分又是超生的，所以没有人报案。同时，对买方，郎春燕采取“不满意可以退货”的方式；三是对婴儿进行体检，郎春燕很谨慎，如果是要花“大钱”买男婴时，她都会先把小孩带到医院进行体检，被诊断没有疾病后才付钱。
任何一个市场都是由买、卖双方构成。当然，第三者的中介作用也必不可少，无法替代。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认为，贩婴“市场”之所以兴旺，一般因为卖子女的父母普遍比较穷，“云南山区，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将小孩尤其是超生小孩卖给他人并不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办案检察官说。
郎春燕也多次向办案人员辩解，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那些孩子，“在这几十个被贩卖的小孩中，有４个都是我们从路边捡到的，对那些超生的小孩，他们要么卖掉，要么丢弃。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还给了他一条生命。”
从买方来看，封建迷信思想是根源，“重男轻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陋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达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办案检察官说，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非常严格的情况下，为了继承“香火”和养儿防老，一些人还是置法律于不顾，想方设法希望能得到一个男孩，这就为贩婴提供了买方市场。另外，高额利润诱使人贩子铤而走险，成为市场中介。
目前，此案正在上海市检察院上海铁路分院审查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