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事件
前不久，《新京报》报道，今年六一儿童节刚过三天，就发生了北京5岁男孩小畅蹊跷失踪案件，经过宣武全区布控，热心群众参与，这场“北京众人接力急寻失踪男孩”的行动，最终以“母子终于含泪相见”的喜剧结局收场。
有关人士指出，这则消息让人感动，最后大团圆的结局，也让人满意。但这令人揪心的失踪儿童救援过程，仔细审视并不是毫无遗憾之处：缺乏快捷的失踪儿童信息公开机制，无法有效地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寻找失踪儿童的过程中，而仅仅靠警方一区布控及失踪儿童的亲属人工查找，让人感觉到不可靠。
的确，近年来，我们常常从法制类电视栏目中，看到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也常常看到一些痛失孩子的父母倾其所有、遍寻全国甚至不惜自行悬赏来搜寻孩子的报道。虽然警方的打拐力度一直在加强，但单靠一方的事后布控，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布网相比，肯定是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专家指出，必须采取打防结合的方式，同时借鉴美加等国的“安珀预警”系统，保护儿童的安全。
众人接力急寻失踪男童
据《新京报》日前报道，6月4日下午，5岁多的男孩小畅正在天桥派出所吃饺子，突然被猛扑过来的妈妈、奶奶抱住痛哭。此前两个多小时，小家伙蹊跷失踪，宣武警方全区布控，热心群众参与查找，终使母子团聚。
4日上午10时45分，丰台区王女士冲进天桥派出所，边哭边说儿子不见了，并不断地打自己耳光说：“都怨我，没看好孩子。”原来，她上午带着患扁桃腺炎的儿子小畅到友谊医院儿科门诊看病，10时10分左右，她把小畅放在墙边椅子上，自己去划价、交费，临走时还看了小畅一眼，四五分钟过后，她回来一看，小畅就不见了，于是赶忙报案，随即家人邻居等闻讯也开始寻找。
寻子心切的王女士听在儿科门诊碰到的电梯工说，曾看见一个小男孩被一男子带走，坐电梯时听到该男子让小孩叫叔叔。“难道是被拐？”小畅的妈妈和奶奶在医院门口不断祈祷，“孩子千万别出事。”与此同时，宣武警方已将小畅的体貌特征通报巡逻民警，全区布控查找。
下午1时16分，突然从白纸坊派出所传来消息：有群众在路边发现小男孩，与小畅体貌特征极为相似。据杜姓巡警说，是里仁街的几名商户发现的孩子。最先发现小男孩的是里仁街东北角的熟食店的赵先生，他说，看到一个小男孩从菜市口大街由北向南走来，旁边没有家长，神情恍惚，赶忙上前一问说是下59路车后迷路了，拨打小孩提供的家庭电话却一直占线，小男孩竟又要走，旁边烟酒店的张女士赶忙拉住他，给他水喝，只听小孩说：“找不到妈妈了，妈妈不要我了。”张女士赶忙报警，此后又拨通了小孩家里电话。
母亲如厕痛失女婴
今年3月到4月，一位失婴母亲的痛苦牵动了许多人的心。3月17日，一名40多岁的妇女到北京海淀田村廖公庄张梅芳夫妇所开的餐馆应聘女服务员。3月21日，该妇女趁张梅芳去100米外公厕的工夫，抱着张梅芳5个月大的孩子走出了门，从此不见踪影。3月24日，警方绘制了偷走女婴的嫌疑人画像，并在媒体显著位置刊登。3月28日，张梅芳夫妇找到清华大学苏光大教授，利用先进的“人脸识别综合系统”为嫌疑人画像，得到逼真的嫌疑人画像。3月31日，媒体刊登嫌疑人逼真画像。张梅芳手持照片寻找孩子和嫌疑人，但没有任何线索。4月5日，网友“菜兔”在上海街头发现一乞丐怀里抱着的女婴与张梅芳丢失的孩子极像，并用数码相机拍下照片放在网上。张梅芳夫妇连夜赶往上海寻女。4月6日从张梅芳家人处获悉，网友拍下的女婴并不是张梅芳丢失的女儿，让人感到万分遗憾。4月9日晨，失婴妈妈返京，为上海寻亲，她此次竟然走坏了一双鞋……
“想不到上厕所的工夫孩子被人偷走了，前后不到5分钟。”张梅芳谈起女儿光天化日下被偷走一事，悲痛得无法自抑。据她回忆，这名妇女身高1.55米左右，穿土黄色上衣，蓝裤子。头发染过酒红色但已褪色，扎了个短短的马尾辫。她眼睛很大，双眼皮，眼珠色泽灰暗，皮肤较黑，额头眼角皱纹密布。令张梅芳印象深刻的是，她颧骨附近有块指甲大小的红斑，此人略带内蒙古口音。抱着孩子走时，耳朵上还戴着两个大金耳环，两枚银戒指。而最令张梅芳追悔莫及的是，她与该女子相处三天，竟然不知其姓名。她说：“我真是太糊涂了，连她的名字都没问。”
张梅芳说，“孩子右手腕有一块青色胎记。”心急如焚的母亲急切地希望知情人能为她提供线索。警方危机处理专家介入事件
为了帮助失婴妈妈找回自己的孩子，北京警方除了利用嫌疑人画像等手段公布信息外，还首次引入危机处理专家介入此事。4月9日，警方首席谈判专家、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授高锋，在《北京晚报》上发出了给抱婴女服务员的一封公开信，并公布自己电话，随时等候抱婴女服务员打进。
高锋在致抱婴女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有节略）：抱走女婴的女士您好：
我是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教授，也是专门理解处在危机之中，确有困难人员的救援人，您要是能读到我给您的这封信，您会感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其实您当时抱走老板女婴的想法很简单，就因为进城打工感到十分艰难，从开始到最后都无不被一种难以挣脱的困惑感所笼罩，更何况您来到这个餐馆只有短短的三天，特别是在老板的催促下要办理暂住证时，可能会感到一种让您难以忍受的压抑和陌生，在谋生极度困难且充满心理悲凉的感觉下，您就一时冲动而抱走了别人的孩子，我对您当时的内心感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想您现在一定会很后悔，不论您是因为一时的气愤，或者是由于想要得到能够维持起码生存的经费，还是另有其他缘故都不要紧，只要您能和我进行联系，我能解决您所遇到的全部困难，使您真正地走出拖累您的险境。
因为我无法想象，您将这个被您抱走的孩子作出了怎样的安排：假若是您用一颗母性的心正在抚养她的话，那我要代替孩子的父母真诚地感谢您，并希望您继续耐心照料这个孩子，要是因为经济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养活她，就请您与我联系，我来救助您！假若您出于气恼或需要用钱，把孩子转交给了他人，就请您一定要记住接走孩子的人家，包括他们的长相、年龄、口音、衣着特征、住址，为了防止忘记最好将这些事情用笔记录下来，以作为立即去寻找孩子的线索，这也可以帮助您快速地减轻内心的负疚感。同时赶快将这些宝贵的信息告诉我，以便我来帮助您完成以下的事宜，我们只当是相互开了一个引起别人误解的玩笑。
您要知道现在留给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这件事已引起了许许多多人的关心，也引起了专门从事侦查情报人员的注意，在您的周围已经有了许多双注视的眼睛，所以我劝您尽早地告知您的近况，将孩子送还她的父母，提供孩子送走的重要线索。只有这样做了，您的后半生的心灵才有可能得到安慰，否则很难为您去设想……
您在读到了刊登在报纸上的这封给您的信后，请您务必抓紧时间，赶快作出也只有您进行的善良补救……谈判专家参与打拐是一种进步
一年前的7月7日，在吉林省长春市，曾经发生了一起歹徒从大街上劫持人质事件。其结果是歹徒最后被当场击毙，而该事件的人质———宝来车女车主则因被歹徒割破喉咙抢救无效死亡。
本报记者在就“警方应如何应对人质危机”作专题讨论时，曾专访过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他提出：全社会都应从各个环节构筑整个社会对“失控”人群的缓压、降温渠道，而不把矛盾都集中到警察暴力———这最后一道防线上。同时，他认为各地的警察培训应一方面重视武警部队的教育训练；另一方面，应引进国外的“谈判专家”概念，并有步骤地对此类人员加强培训，以应对类似人质危机等突发的公共安全危机。
在做“警方应如何应对人质危机”专题讨论时，各方专家还向记者提出了几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到底警方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时，该不该将人质安全放在首位、将惩罚歹徒的目标放在次位？民众能否接受“和平解救”人质（在一定条件下先满足歹徒的要求）也不意味着警方失败的理念？目前的警察素质是否缺乏对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对训练？如何健全全社会的应急事件处理机制？……
很快，在国内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解决人们心理危机的一些实用举措开始落实：北京、上海等城市建立了心理治疗和危机防范专门机构，广东等地的公安机关引入了“心理辅导”工作机制；杭州也正式建立了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最令人鼓舞的是，一些公安大学，专门开设了“谈判专家”专业，中国自己的首批谈判专家开始在各个危机现场发挥作用。
专家指出，此次危机处理专家高锋与抱婴者的报纸谈判尝试，没有像以往一样，一下子让拐骗者感到无路可走，因为如果把她逼得铤而走险，有可能会伤害幼儿。高锋所采取的是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劝导抱婴者主动将婴儿交出，或者提供婴儿去向的线索。专家还建议，应开通寻婴系统，以期在更大范围内能够找到失踪女婴。
列车应成为布控防范重点
2005年2月21日，河南省新乡市辉县人郭士县因涉嫌贩卖女婴被新乡铁路刑警大队抓获。郭士县的落网，标志着由他控制的“豫北婴儿批发中心”走向灭亡。而这个“批发中心”，辐射河南、河北、山西数省，出手的婴儿数不胜数。截至当地记者发稿时，警方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70人，解救被拐婴儿30名。而据了解，这个“豫北婴儿批发中心”正是利用地理上的便利条件，以铁路为交通枢纽，以列车为中转站，疯狂进行被拐婴儿的批发与贩卖周转的。因此专家提出，必须加强警方对铁路的布控，并尽早开设列车上的寻婴网络，张贴失踪儿童的照片，公布有关信息，让更多的乘客参与进来，共同打击犯罪。
2月21日，正值春运高峰。上午9时许，柳州，一对夫妻模样的男女抱着一名女婴登上K158次列车。一名乘警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这名女子给孩子喂奶的动作别扭，看到乘警时眼光慌乱。乘警顿时生疑：二人有贩婴嫌疑，可能到新乡交易。
此前，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已在广西、云南、贵州北上的列车上破获拐卖婴儿案件8起，解救婴儿8名，20名人贩子被刑事拘留。虽然人贩子抓了不少，但是贩卖婴儿现象并没有在新乡消失。新铁警方想到：肯定有幕后黑手没有斩断。
当晚9时40分许，列车正点到达郑州车站。此时，那对男女开始整理行李，看样子想在郑州下车。列车缓缓进站，乘客鱼贯而下。几名便衣公安故意将男女二人隔开使其无法下车……列车即将开动时，轮到那对男女中的男子下车，急得女子往前猛挤。这时，列车员出现在女子面前，看着她手上的车票叫道：“你到新乡才到站，下这么早干吗！”说着，他把女子推了回去。列车开动，男子也被迫撤了回来。原来，新乡铁路刑警大队探长周国顺、侦察员王延福带领他们的10名战友已按计划在郑州车站登上K158次客车，分散在6、7、8号车厢，将那对男女包了“饺子”。
11时20分，列车就要到达新乡车站，这对男女整理行装，匆匆向车门挤去。周国顺和战友暗中跟踪这对男女下车出站。出站后，这对男女开始在车站广场兜圈，并不时地左顾右盼，在确认无可疑情况后，便从车站广场打上一辆红色“轿的”向辉县方向匆匆驶去。为避免打草惊蛇，便衣刑警们也分乘三辆出租车悄然追踪而去，与此同时，两辆载满民警的警车也远远地跟随在后。
次日零时许，“轿的”走到新辉公路中段一家酒店旁边停了下来。后面三辆出租车并没有停下，朝前走了一段才停了下来。
民警看到，车上的人打了一通电话后归于沉寂。两分钟后，两名男子驾驶一辆摩托车出现在公路旁边，后座的中年男子打量了四周，摩托车才靠向“轿的”。
那对男女怀抱婴儿走下“轿的”，摩托车上的中年男子上前接头。黑暗中，只有摩托车的引擎在“突突”作响。
两名男子无疑就是下线。“行动！”大队长冯幸福果断下令收网。三辆出租车兜头拦上，车上民警扑下汽车，直奔四名犯罪嫌疑人。
“快跑！”摩托车上的汉子大声叫道。年轻的驾驶员猛轰油门掉头就跑，几名民警上前拦截，摩托车绕过民警，向一条便道冲去。“哪里跑！”副大队长张跃军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双臂一张扑向摩托车。就听“扑通”一声，摩托车栽倒在地，张跃军双手死死摁住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不到半分钟，四名犯罪嫌疑人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女婴被安全解救。经过5个小时的较量，四名犯罪嫌疑人在证据面前终于相继缴械投降，交待了拐卖婴儿的犯罪事实。
着眼预防增添防拐“黏合剂”
云南省文山州的龙乜村，是通往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交通要道，国道323穿境而过。
从1990年开始，龙乜村开始有人从事拐卖儿童的活动，他们与广东、广西、福建的不法分子相勾结串通作案。同时，其他村从事拐卖的人也要在龙乜村居住、接转，龙乜村便成了一个拐卖儿童的“中转站”。1993年至1996年期间，全村约有70%左右的成年人参与拐卖活动；1997年9月龙乜村因其形成的集收购、贩运、转卖为一体的拐卖专业村，被公安部进行内部通报，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声名狼藉的“拐卖村”。
为了有效遏制儿童被拐，从四年前起，云南省妇联、省公安厅和英国救助儿童会在文山州实施“多部门合作社区预防儿童被拐”项目。首先，就是对妇联、公安、村干部等进行培训。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英“多部门合作社区预防儿童被拐”项目顾问赵捷女士说，原来我们搞研究，着眼点不是罪犯就是受害人，公安只盯着打击拐卖者，妇联仅关注解救被拐者，但是仅着眼于“打”和仅着眼于“救”，永远也不可能有结果，只能是多部门综合治理。
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有关的项目活动，在动员社会力量关注“预防儿童被拐骗/卖”方面起一种黏合剂作用。因为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发现：就“打拐防拐”问题，按政府的指令，很多部门都应当对此有责任，如公安、妇联、民政、民委等。但事实上是，看起来是人人管，但到了具体问题就是“人人都不管或管不了”。其缘由主要是责任不明确且没有履行责任的条件。
我们的培训，就是让这些人自己意识到他们是责任承担者，他们是理应关注和关心儿童权益的一些人。在对项目进行梳理时，我们一开始就把包括公安、妇联以外的共青团、司法、教育以及基层的县乡村的干部拿进来，让他们直接面对他们社区的问题，让他们有紧迫感，知道放任的后患会影响到社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中国从上到下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行政体系，这一套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将会效果非凡。但原来这一资源是纵向的，现在我们把它们横向地整合在一起，锁定在共同的防拐目标上。甚至最基层的自然村，只要是带“长”的，我们全吸入进来。我们动员的是整个社会资源。
通过基层合作者间的有效合作，逐渐转变了他们自身和社区相关人群的观念意识并提高预防能力：即从“打击”为重转变到“防范”为主；从只对特殊人群的“控制”到广泛地“宣传教育”工作；从“各负其责”到“配合行动”，促使他们参与行动过程，成为其能力提高的过程，以及影响社区民众提高意识的过程。因此有人称，我们的项目在动员社会力量关注“预防儿童被拐骗/卖”方面，起到了一种“黏合剂”的作用。
呼唤中国版“安珀预警”系统
专家李宏指出，6月5日《新京报》的“北京众人接力急寻失踪男孩”的消息让人感动，最后大团圆的结局，也让人满意。但这让人揪心的失踪儿童救援过程，仔细审视也并不是毫无遗憾之处的：缺乏快捷的失踪儿童信息公开机制，无法有效地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寻找失踪儿童的过程中，而仅仅靠警方一区布控及失踪儿童的亲属人工查找，让人感觉到不可靠。
我们知道，儿童失踪案尤其是对于那些被绑架、挟持的儿童，最初的几小时最关键，如果在这段时间里，全社会被有效地动员组织起来，千百万双警惕的眼睛，将使得作案者无法对孩子下毒手及转移小孩，从而有力地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莫不重视儿童失踪案的动员机制，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安珀预警”系统：一旦警方确认发生儿童失踪案，将会立即启用此系统，发出一系列信息，从儿童的特征至绑架者的汽车类型，通过电台、电视、广告牌及高速公路的标志，甚至彩票销售点迅速传播，以最大限度地请求公众合作。
“安珀预警”系统既体现了社会对于儿童福利的重视，同时也是建立在血的教训的基础上：
安珀是失踪后遇害的一个9岁的美国女孩的名字，悲剧发生后，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建立起这样的失踪儿童预警、社会救助系统，并以遇难的孩子名字命名，以警醒世人。
回到本案，最后的大团圆确实让人感觉到侥幸：首先，孩子一人在大街上行走，确实面对被人拐骗伤害绑架的风险；其次，仅仅在宣武区内布控是不够的，孩子失踪两个多小时，如果有人企图转移孩子，那么在两个小时内完全可能跑到北京其他区，甚至可能跑出北京，而有关孩子失踪的信息并没有及时传递到全市及机场、车站、卡口；再者，社会并没有被有效地动员，人们仅因孩子单独行走才判断出是失散儿童需要救助，如果孩子已被成人拐骗并与骗子同行，人们将无法得知此孩子处于危险中，需要帮助。儿童是无力的，他们的安全完全依赖于我们全社会的呵护，我们每个人对于儿童的安全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未来，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成本再大，我们也要建立起我们的“安珀预警”系统，以最大的决心来保护儿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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