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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老人创办儿童村遭质疑：被指贩卖儿童
在河北省涿州市，一个叫张洪志的老人收养过许多孤儿，并自办了“涿州SOS儿童村”，在当地有“爱心爷爷”的称号。
两年前，在两位北京“爱心妈妈”的努力下，张洪志的“SOS儿童村”迁至北京。
今年1月份，“儿童村”里收养的3岁男童小春突然失踪。警方查明，张洪志收取7000元后，将小春送给了邢台一位农民。“爱心爷爷”张洪志随后被指贩卖儿童。
小春失踪了
今年1月14日，在从北京去涿州的路上，佟玉玲感觉到张洪志收养的孩子可能要出事。第二天，她回京发现，张洪志收养的小春果然不见了。
佟玉玲是一名服务于儿童福利事业的义工，人称“爱心妈妈”。
69岁的张洪志是“涿州SOS儿童村”村长。2006年，佟玉玲的朋友、另一位“爱心妈妈”李菲得知张洪志收养着5个孤残儿童，生活困难。两位“爱心妈妈”帮助张洪志把“儿童村”搬到了昌平十三陵某度假山庄。
1月14日，佟玉玲去涿州时，5个孩子中的智障儿童路遥已被李菲送到了通州关爱中心，张洪志带着4个孩子生活。4个孩子中，10岁的徐坤身体正常；12岁的女孩杨洋呆傻；3岁多的高考患有先天性心脏病；3岁的小春患有严重唇腭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
佟玉玲说，她从涿州回来后，徐坤偷偷跑过来哭着告诉她：“弟弟（小春）让张爷爷给卖了。”
徐坤说，1月14日下午，佟玉玲刚离开，就有几个陌生人来找张洪志。张洪志从对方手中接过一厚叠钱，把小春抱给了他们。
张洪志告诉佟玉玲，他给小春找了个好人家，对方把小春接去养了。其他的情况，佟玉玲问不出来，愤然报警。
“涿州儿童村”进京
张洪志和他的“儿童村”本来在涿州，因为李菲的帮助，他们才搬到了北京。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义工李菲听说了张洪志创办的“涿州SOS儿童村”。
来到涿州，李菲发现，“SOS儿童村”深藏于一片平房区内，只有两座破旧的瓦房。张洪志收养的5个孩子中，一岁多的小春、高考穿着开裆裤与院内的猫狗同耍；徐坤流着鼻涕在房前屋后溜达；女孩杨洋只会坐在板凳上发呆；火炕上，智障的路遥躺在“屎堆”里哭闹。张洪志那时刚因脑梗塞住过院，也成了被照顾的对象。
李菲通过私人关系，在昌平区十三陵某度假山庄找到了一块地。她倾尽积蓄垫资几十万元，建起了一座2层小楼，添置生活设施，决定把小春等5个孩子接过来。
就这样，2006年夏天，“涿州SOS儿童村”迁到北京，张洪志带着帮手张良和5个孩子住进了“新村”。2007年3月，因为看不惯张洪志打骂孩子，“爱心妈妈”和他产生矛盾。张洪志提出要“单干”，带着孩子从十三陵搬到了长陵，租房继续着他的事业。
被指贩卖儿童
小春被“送”人不久，李菲和佟玉玲找机会瞒过张洪志，将徐坤和智障女孩杨洋带出，送到了通州关爱中心暂养。
2月底，昌平警方查明，小春在河北邢台一个叫付长顺的农民家中。付长顺和妻子没有孩子，经人联系上张洪志后，便将小春抱回领养，为此赠予张洪志7000元钱。付长顺表示，要想要回孩子，必须给他8000元。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于学堂认为，按照《收养法》相关规定，孩子被收养都要经民政部门审批登记，随意收养弃婴、孤儿，又将这样的孩子随意送人，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在将孩子送人的过程中，若存在金钱收受的情节，双方很可能都会涉嫌“以收养为名义买卖儿童”。但警方得知张洪志的情况后，没有做处理。
3月4日，张洪志脑梗塞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高考与他寸步不离。张洪志经常是打着吊瓶，哄着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该院心胸外科主任张向华遇见了跑出病房玩耍的高考，一眼就看出高考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了解到高考是孤儿后，他有了提请医院为高考进行免费手术的想法。
张向华说，一开始他以为高考只需做一期手术就可以了，医院也有能力做这样的免费手术。但专家会诊后确认，高考的病情十分复杂，需要两期手术，且风险极高，高考在手术台上死亡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然而不做手术，这个孩子的寿命恐怕也只能维持在几年之内。
张洪志原来一直央求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张爱民想办法筹钱给高考做手术，但知道高考的具体情况后，张洪志放弃了这个打算。现在，张洪志整天守着高考待在住处。张爱民描述说：“爷孙俩正相互陪伴走向各自的残年。”
张洪志存在争议的爱心路
张洪志有着属于自己的家庭，有老伴和三个儿子。
他开始进行自己特立独行的爱心事业，可以追溯到30年前。30年来，他几乎舍弃家庭，以收养孤困儿童为职业，是爱心善举？是沽名钓誉？还是有什么特殊癖好？他的做法一直为旁人所不解。
实际上，张洪志的“涿州SOS儿童村”并未得到过任何有关部门的审批认可，多年来它以个人民间儿童福利组织的身份客观存在。作为唯一的管理者，张洪志的性格、能力等对“组织”的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遭亲人反对而离家
3月6日下午，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病房内，病情有所稳定的张洪志微笑地看着高考满屋乱跑。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张洪志，他身材高大魁梧，但满头白发、仅剩不多的牙齿和蹒跚的体态都表明他已进入风烛残年。
谈起收养孤困儿童的经历，张洪志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故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张洪志参加了救灾行动。当时，他经常会遇到双亲在地震中丧生的孤儿。张洪志说，他祖上一直有积德行善的传统。看到那些落难的儿童，他心中很难受，想领养但条件不允许。从这时起，便萌生了收养孤困儿童的想法。
两年后，张洪志到河北河间县为单位招工，遇到一户有6个孩子的困难家庭。张洪志将其中一个孩子带走学木工，后使其自力更生，他的爱心事业也从此开始。
1979年，张洪志回到老家涿州的建设局工作。其间，他认了十几个困难家庭的孩子做干儿子，利用自家的闲屋开设武校，聘请师傅教孩子们习武，并在经济上帮他们。
张洪志的这些做法，一直无法得到妻子理解，两人经常因此争吵。快退休时，张洪志搬出家门，离开父母、妻子和自己的孩子，租房子和干儿子们住在一起。1992年张洪志退休后，更是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业，利用每月仅几百元的退休金、儿子的资助、民政部门和慈善人士的救助，收养孤困儿童。
2001年元旦，张洪志在自己与孩子们的住地挂起“河北涿州SOS儿童村”的牌子，由他担任“村长”。涿州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王斌栋证实，张洪志系涿州建设局退休干部，多年来一直在收养、帮助孤困儿童。8年前张洪志创建了“SOS儿童村”，他的做法曾得到当时在任的涿州民政局领导的鼓励，但“儿童村”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民政部门曾做过调查，并未发现张洪志有利用儿童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因此以前他们也经常对该“村”给予物质帮助。
该局某科室负责人介绍，张洪志祖辈是当地大户，以行善而广有名声。张洪志收养孤困儿童可能是为了发扬光辉传统，但他对家人似乎很冷漠，连老母亲去世都没回去参加葬礼。一个儿子因事故瘫痪在床，他也不常回家看看，却整天与外来的孩子们为伍，“自己家人都不爱，能真正爱别人吗？”不少人都猜测他精神有问题，或是有恋童情结。
张洪志的大儿子张爱民在北京工作，此次他住院治病的事宜都由大儿子操办。在张爱民看来，父亲把收养孤困儿童当做自己的职业，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母亲是一名普通农村妇女，自然不理解父亲。他说，张洪志很固执、倔强，而且脾气很大。他们兄弟3个小的时候，若是谁犯了错，张洪志会大动肝火打他们。尽管有时他们也无法理解，甚至反对张洪志的一些做法，但最终也只能由着父亲去做。
“自治”下的家长管理
近30岁的义工李英杰曾在张洪志开办的武术学校学习。当年他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被父母送到张洪志那里。可以自力更生后，他经常回来帮张洪志管理“村务”。
义工李秋月也是“儿童村”的常客，今年50岁，懂中医。从1994年开始，她便常到“儿童村”义务照顾孩子，大点的孩子们都称她为“大姑”，小点的就喊她“奶奶”。
这里的孩子主要分三类：捡来的弃婴、流浪的孩子、贫困家庭送来托养的孩子。“儿童村”收养的弃婴并不多，有的是“村”内成员直接捡来的，有的是由好心人捡到送来的。比如小春，被捡时正值春节前夕，所以取名叫“小春”；高考，被捡时正值全国高考期间，因此得名。
在“儿童村”，正常孩子到了年龄都会经张洪志联系送去上学，长大能自立的就离开去找工作，托养的到了一定时候就被父母领回。若能联系到正规孤儿院或条件好的人家，有的孩子就被张洪志送去。在张洪志这里被抚养过的孩子有上百名之多。
义工李秋月称，她每次来看孩子，总会带点好吃的东西给孩子改善伙食，经常一进院就被孩子们围住。孩子们和她在一起要比跟张洪志亲，“不单是我总给孩子们带好东西，也是老张对他们太严厉”。
李秋月说，张洪志待孩子们不差，多年来的缝补洗涮自不用说，哪个孩子病了，他会难受得吃不下饭。孩子们放学他会在门口等着，数小鸡一样，把每个孩子迎进门。但同时，他的脾气暴躁得厉害，一旦哪个孩子犯了错，他会毫不留情地狠打。“我也可以理解，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头，管着一大帮有大有小、有傻有愣的孩子，没那么多耐心。”
李秋月说，张洪志对于别人施予的帮助，似乎总是觉得理所应当，这令很多本是怀着善心而来的人对他产生反感，使本就艰难的“爱心之路”越走越窄。
李秋月说，每次有记者到“儿童村”采访，张洪志都会夸夸其谈，把所有功劳揽于一身。有一次，媒体到“儿童村”采访，记者提出要“多采访几个人”，一个托养于此的大孩子随口说“应该去采访一下大姑（李秋月）”，张洪志立即板下脸训斥道：“她忙，没工夫！”这让李秋月很心酸。
对于张洪志是否将孩子“送”出后收取过“赠金”，李英杰和李秋月均表示不知情。“张洪志是‘村长’，一切都是由他自己说了算。”李秋月说。
遭质疑的“爱心爷爷”
李菲、佟玉玲这两位北京“爱心妈妈”，无法接受张洪志对“儿童村”的管理方式。李菲说，当初她们努力把“儿童村”从涿州的破屋搬到北京的新房，不单是想给孩子们换个居住环境，她们希望“儿童村”走上正规化管理之路。
李菲说，张洪志不习惯在“新村”的生活，从“旧村”带过来的猫狗仍和孩子共同出入，孩子们的卫生状况很差。最让她们不能容忍的是，张洪志经常打孩子。有一次智障儿路遥尿湿了裤子并不停地哭，张洪志过去就扇了路遥一个耳光，孩子哭得更凶了，张洪志竟又打了一巴掌，路遥被打得背过气去。李菲心疼得直掉眼泪，急忙把孩子抢过来。
同一天，因智障女孩杨洋听不懂话，张洪志气得在她脸上狠掐，杨洋把泪水含在眼里不敢哭出来。李菲和佟玉玲再也按捺不住，不但和张洪志大吵起来，还报了警。她们说，在张洪志看来，“打”是他的一种管理手段，而在她们眼里，这是对孩子没有耐心、没有爱心的表现，甚至是一种虐童的行为。
对于身边的孩子，张洪志最宠爱高考。2005年，“儿童村”还在涿州时，张洪志突发脑梗无法说话和活动，从椅子上摔到地上。当时屋里只有他和高考，仅1岁大的高考不会说话和走路，但这个孩子从屋里爬到门口，指着里面放声大哭，引起路人的注意，张洪志被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治疗。从此，张洪志便视高考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和“小神童”。
也许是由于爷爷的宠爱，高考在孩子们中的地位很高。两位“爱心妈妈”说，高考有时会仗势欺负其他孩子，智障女孩杨洋脸上的很多伤疤，不少都是他的“杰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怎么能够健康成长？”李菲说。
两位“爱心妈妈”向张洪志提出很多整改意见，希望他能够保障孩子们的利益，但张洪志对此十分恼火，他也是因此才搬到长陵去的。“他认为我们在篡夺他的大权。”李菲说。
10年帮手无奈离开
张良是张洪志“儿童村”事业的最大帮手。他跟随张洪志生活了10年之久，一方面像照顾父亲般伺候张洪志，一方面帮他承担着“儿童村”里的劳动。为什么在“儿童村”刚搬到长陵后不久，“村”里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辞别了呢？
4月10日中午，记者来到涿州马房村张良的住处。一座破旧平房，简单的院落，依靠一排木桩支撑着的、已严重倾斜的院墙，两扇铁门紧锁。这就是张良的家。
中午12点多，张良骑着自行车回家，他在附近一处工地做小工。张良家中极其简陋，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睡在炕上。张良热了一碗菠菜汤，倒了约三两的白酒，取了两张油饼，就着一小碟萝卜干，一边吃饭，一边与记者交谈。
张良说，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后来又改嫁，他便成了孤儿。好在家里有两套宅子，在亲戚的帮助下，他艰难长大成人。10年前，当时他25岁，摆摊卖菜时认识了张洪志。张洪志听说他的身世后，劝他去自己那里住。张良探访几次后，被张洪志的行为打动，后来认张洪志为干爹，过去帮忙。张洪志承诺会为他找个媳妇。
张良见张洪志那里孩子多，地方小，就把自家的一套宅子供给他使用。后来，张洪志提出需要更大的地方来建“儿童村”，他请求张良卖掉房子筹钱，并承诺将来会把钱还给他。张良把两套宅子中的一座变卖了7000元钱给了张洪志。“这钱他没完全还给我，找媳妇的事儿也没兑现。”张良呷了一口酒说。
张洪志租院落建起“儿童村”没几年，就因经济困难而退租了，正好那时候孩子少，就随便搬到一处租金便宜的破房子，也就是后来李菲去的时候所看到的地方。这些年来张洪志的身体不好，“儿童村”的生活重担几乎都压在张良身上。
张良随“儿童村”到了十三陵又到长陵后，李秋月于今年初给他做媒，35岁的张良在长陵娶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离婚带孩子的女子。张良家火炕上睡着的那个孩子就是女方带来的。张良的媳妇答应张良会和他一起伺候“干爹”，但张洪志很不满意这桩婚事，对张良媳妇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说到这里，张良的媳妇下地干活回家，听到张良谈起张洪志，便插话说：“我们半夜睡觉，老爷子一遍遍地打电话，让张良过去陪他睡。”张良说：“以前我都和他一起住着来照顾他。可我现在都结婚了，总不能撇下媳妇过去和他睡吧。”
张良说，张洪志想让他将来接任“儿童村”的“村长”。“可那不是我想要的”，张良说他不像张洪志那样有退休金、有儿子的供养费、有社会关系，他只是一个农民，没能力来继续张洪志的事业。
今年初，张良决定不再和媳妇、孩子留在张洪志身边过没有收入的日子，准备回涿州生活。临行前，口袋里没有一分钱的张良没能从张洪志那里讨要到路费。回家那天，总是被媳妇说成“没用”的他，又干了一回“没用”的事，他给长途车司机下了跪……
回到涿州，张良夫妇俩找“大姑”李秋月大哭了一场。
提到小春的事情，张良感到很意外。“看来干爹真是老糊涂了，他以前送孩子从来没干过拿钱的事。”张良分析，因为连他也离开，张洪志带着孩子只身在北京，可能不知所措了，因此就想把事业结束了。
对此说法，躺在病床上的张洪志表示将继续自己的爱心事业，“只要活着，我就要收养孩子”。(记者 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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