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激励机制，打拐没有积极性
“我去派出所开证明，不给开。我跪到地上求他，还是不肯。”邓惠东说，“他说这是刑事重大案件，如果播出来的话影响很大。我求了他半天，最后还是没同意。”“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我们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他们说没线索。我们有了线索提供给他们，他们又不肯去。”陈凤雕说，“他们出动一次，能顶上我们在外面跑半年。”东莞某派出所民警:“有些线索，(警察)想跟的就去跟，不想跟的就不管。这些情况在以前确实存在”
线索易断，跨省追捕难度大
凤凰网独家对话一线民警李照海：现在的人贩子几乎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大都是跨省跨市流窜作案，这就像游击战，点多、面广、线长。尤其是我们到外省市办案的时候，对于当地的情况往往是两眼一抹黑，孩子很容易被转移，这时候就要协调好当地的兄弟单位。有时候，明明知道孩子就在这个村子里，但孩子一被转移，线索就断了，无法取证，没有铁证，就不能抓人。
经费有限，打拐需要大量财力投入
凤凰网独家对话一线民警李照海：追踪的时间越长，越是跨省，案情越周折，花费就越大，跨地区救出一个孩子通常得三五万吧，我们一个派出所每年的办公经费也就七八十万。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说，各级公安机关办案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拐卖案件的特点是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抓捕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成本高，加之拐卖犯罪多发的地方往往经济欠发达，办案经费保障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拐工作的开展。
民间行动可贵，却收效甚微
彭高峰在三年的寻子经历中，曾经求助过各类媒体、求助过“宝贝回家”网站，也曾自己寻遍大街小巷，他甚至变卖家产，开了中国第一家“寻子店”。但这一切都毫无结果。然后他走上了上访之路，却依旧失望而归。对于一个普通百姓而言，丢了孩子，仅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找回。
这次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活动，虽然每天有大量的照片发到网络上，却没有几个成功案例，这场活动自身却陷入了另外一种困境当中。《新京报》的评论文章指出，“一是打拐不能过度依赖媒体，那只会是一阵风。……二是不能用公民行动遮蔽当地政府部门的失职。公民行动是公民行动，政府行动是政府行动。在打拐上，主要应依赖政府部门的力量，因为它掌握着强制资源并垄断着执法权力。公民再热情，也只能起到提供线索这种辅助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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