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人贩子真的最可恨吗
在郜艳敏的这则新闻的持续发酵中，社会对人贩子的恨也达到了顶峰，《盲山》这部反映被拐妇女状况的电影也重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里。《盲山》拍摄于2007年，外景地在陕西秦岭，这部电影不但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连演员也基本都是非专业演员，除了女主角白雪梅的扮演者毕业于电影学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其他相关角色，全部由当地民众或非职业演员扮演。这是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很难想象一个地方的本地民众，会毫不在乎的出演这样一部电影。毕竟电影以展现本地的丑恶行径为目的，会严重损害当地声誉，甚至导致高层压力下的追惩，他们真的不怕么？不过在影片中这些非职业演员的本色出演，让人理解了他们毫不在乎的根源：他们压根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是罪，不是恶，是本地风俗，天经地义。
在影片取景的陕西秦岭大山深处，当地人毫不顾忌地谈着买个媳妇的花费。而在片中有个名叫赵小兰的外地妇女同样被拐卖而来，生了4个孩子，抱着最小的一边喂奶，一边劝白雪梅“跑个啥，哪里不是过日子”。这名龙套演员，真实身份就是一个被拐卖而来的妇女，她所做的就是她在村里经常做的事情。根据李扬的回忆，有围观者在得知这是拍电影之后，还有人恬不知耻上来问“那个女娃娃（女主角）长得不错，干脆就卖给我吧”。
被拐卖以后，这些妇女面临的是家暴的威胁和歧视的眼光，回家对于她们来说并非易事。郜艳敏曾经获准和丈夫一起回到家里，她问父母：“我能不能不回去了？”她抱着很大的希望，不想走了，但她等来的是父母艰难而尴尬的回答。“父母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无论你走哪条路，我们都会尊重你的选择……”一番内心挣扎后，郜艳敏告别了躺在炕上流泪的父母，跟着丈夫又回到了曲阳县的深山沟里。
相比《盲山》，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更温情，也更无奈。在网友川江耗子的分析中，贾樟柯并非想针砭八十年代至今存在的拐卖妇女的社会弊病，他追问的是下层百姓活着的尊严问题。
影片开头的镜头最后定格在韩三明身上，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带着16年的期盼，从山西来到奉节寻找曾被他买来的前妻。麻幺妹16年前被人贩子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韩三明，公安去解救时她死活要回家。于她而言，被人当着商品是一种耻辱，回家意味着尊严。但16年后，当她历经磨难才发现三明母子才是真正爱她的，三明那个家才有真正的温暖；她才明白有人疼爱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尊严。即便是亲哥哥，也会变相十倍于当年的价格卖给别人，甚至连一纸婚姻证明也没有。
留守，性侵的噩梦
贫困的农村不仅是拐卖行为的温床，更是性犯罪的高发地。2009年，根据安徽临泉县警方调查，当地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这名嫌疑人侵犯目标明确：留守妇女。家中无青壮劳力，这些妇女不敢抵抗，同时因社会压力，也不敢报警。
刘守茹家在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卞庄行政村某自然村，2008年7月27日深夜，一名蒙面男子潜入她家。屋里只有她和女儿，男子抢走她的手机，并准备对她实施强暴，她反抗呼救，男子逃走。次日，刘守茹报案。一年后，蒙面男子落网，是临泉鲖城镇的戴庆成，鲖城与白庙两镇相邻。
被性侵的116名妇女中，32人是与临泉相邻的河南沈丘县人，其余家都住临泉。她们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中只有老弱妇孺留守，被侵犯后，绝大多数人没报案。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县，临泉有人口213万，这个农业大县的外出务工人员在60万至80万。临泉县综治办一份材料中指出，“随着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治安防范能力日益削弱，安全问题给农村的平安和谐带来很大隐患。”
而在2014年的农村社会治安整治行动中，山东省惠民县公安局侦破了发生在辛店镇、魏集镇、李庄镇、姜楼镇等地的四起强奸案件。惠民警方调研发现，如今农村性侵案件案件中70％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
调查发现，31－45岁是“留守妇女”较为集中的年龄段，她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据统计，85%留守妇女的丈夫打工时间在1-5年，最长的已经有20年之久；从回家次数来看，86％的务工者每年回家一两次。由于留守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合法权益相对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目前已成为农村强奸案的主要侵犯对象。而在这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均是同村村民甚至近邻，因了解受害人家庭内幕，而敢于铤而走险。
目前农村“留守妇女”普遍存在着如下问题：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几乎都压在自己肩上，农忙季节更是身心疲惫；娱乐生活单调，精神生活贫乏；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婚姻危机频发；疲于养家奔波，子女教育乏力；部分地区治安较差，缺乏安全感。据了解，几乎每一个“留守妇女”都说丈夫不在家，睡觉都不踏实。“自丈夫出去打工后，自己一个人带小孩看家，即使天再热也不敢在外面乘凉。夜晚屋外有什么犬吠及脚步声，也会吓得瑟瑟发抖。”一位留守妇女倾诉道。
抛弃，被扼杀的青春和生命
对郜艳敏事件的讨论还在进行时，另一则女性被侵害的新闻又进入到公众视野中。8月3日深夜，16岁女孩小梅被父亲易红桥在白云区萧岗当街暴打，引发市民围观。记者介入后发现，表面上，小梅被打是因在对面发廊里吃了一块鸭脖；其实，真相是她爆出已被父亲猥亵多年。
之后，小梅的妈妈刘女士接受采访时对记者坦承，她也早知丈夫摸女儿，但却希望大事化小让女儿听话，并埋怨女儿不该报警把家中顶梁柱的丈夫关起来，导致家变。“她（女儿）可怜，我也可怜。”如让她二选一的话，她宁可让老公回家。刘女士表示，1996年，她16岁时就从湖南来广州打工了，在厂里认识了他，然后就在一起了。她知道女儿被老公猥亵。记者问为什么老公打女儿，她也骂女儿时，刘女士表示不是骂女儿，是跟她说的她都不听。跟她说了不要把这些事情搞得很大，自己解决，搞成这样很麻烦。
今年春节过后，小梅买了一张火车票只身到张家界打工。“在张家界那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管着，好多了。”小梅谈起张家界的生活，一脸笑意。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她被警方发现并带回了广州。“不知道哪个该死的告诉他的。”小梅愤愤不平地说。令人心痛的是，回家后，父亲在阁楼中用绳子紧紧捆绑住小梅。当她向母亲提出要一起逃走时，母亲拒绝了，她对小梅说：“对不起。”小梅主动要求报警的当晚，对母亲说：“我已经等了七年，不会再等你七年了。”
比被父母抛弃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被亲人亲手残害的生命。2013年7月，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现11个月大的雨欣体内有四根针，取出的针都生锈了。术后家人态度很奇怪，在医院劝说下仍不愿报警，最后医院报警。同年8月，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医生爆料，两个月大的孩子前后两次被针扎，第一次被扎入1针，第二次被扎入3针。8月25日，女婴父亲向警方自首，动机是迷信“在女孩身上扎针下胎生男孩”。
这些女婴被扎针的案例被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要是孩子不去医院，或医生没有拍片，这些女婴有很大的几率早夭或残疾，因为针会在体内游走，容易扎破脏器，或戳到神经或血管，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旁人只会以为这个孩子体弱多病而嗟叹几句。生命力异常顽强的也有。2012年，大连市一名27岁女孩被发现颅内藏有5厘米钢针。由于颅骨坚硬，针只能是在新生儿阶段由未闭合的囟门扎入。2011年，北京天坛医院收治了一名来自山东的5岁女童，在其颅内、颈内和腹部发现三根钢针。
把上述案例放到一起看，很容易发现一些共性：（1）被扎的均是刚出生不多久的女婴；（2）扎入的针状物一般是复数；（3）一般发生于北方农村；（4）作案者为女婴的近亲属：以父母、祖父母、婶婶与姑姑等居多。作案的动机太简单了，黑龙江的案例已经透露出了：下胎生男孩。扎针者相信，对投胎到自己家里的女婴，用针扎等严厉手段，可以向那些试图来这个家投胎的女魂发出警告：这里不欢迎你。根据排除法，如果女魂不来投胎了，那来投胎的自然是男魂了。这种巫术，反映了扎针者的愿望。更温和一点的巫术是给先到的女孩子取名“招弟”、“来弟”、“盼弟”等，以讨个好口彩。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七姐妹分别叫：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
不得不说，针扎女婴是溺杀女婴的温和版。后者亦有数千年的传统。战国的韩非子写道：“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说这些女婴的家人重男轻女与迷信当然是对的。不过，正如韩非子所说，农村重男轻女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计算，此话怎讲？其一，农业生产男性有体力上的优势，农民有激励多生男丁，传统社会的纳税单位“丁”指的就是成年男性。其二，农村社会，少男丁的小户不免被多男丁的大户欺负。没有男丁，几乎就没有正义。这是重男轻女的经济社会逻辑。这种逻辑在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猖獗。
参考资料：南风窗《尴尬的榜样》，新京报《安徽临泉县男子17年强奸百余农村留守妇女》，法制日报《“留守妇女”频遭性侵凸显农村治安严峻》，澎湃《盲山：所有人的恶与痛》，时光网《人在江湖漂——全面解读情节》，广州日报 《16岁少女被父猥亵 其母称知道此事但选择要老公》，光明网《贫困山区辍学儿童现状纪实》，南方周末《扎针女婴案背后：农村重男轻女 求男嗣巫术盛行》。http://cul.sohu.com/s2015/funv/index.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