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丐帮”真实的残忍触痛民众心灵痛点之一：成年人也会莫名成为残废乞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就是2006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所增添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单设这么一个罪名，足以证明该现象的普遍和危害有多大。在天桥上，在广场上，人们对残疾人和儿童乞讨的现象也早已相当熟悉。许多人也了解到，这类乞讨往往是有组织、被控制的，乞讨者收到钱后，组织者要拿走很大一部分。然而，关于这个罪名中“暴力”、“胁迫”到底到什么程度，人们很难想像到。近日这则媒体报道之所以引发轰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告知了民众组织乞讨的人，到底能有多残忍。
这则报道首先讲述的，是一个叫卢剑秋的打工者2000年在东莞打工时突然失踪，2010年后再次偶然出现在亲人面前时，已经成为一个失去了一只手臂和双脚的乞丐——亲人转述称“他说当时醒来时就发现，双脚和右手都没了，在那个漆黑的屋子里被关了将近一年，后来手脚的伤口愈合了，就被带到街上讨钱，有时在中巴车里睡觉，有时被带往另外一处房子，他清楚记得已经十年了。”“每次有鸡肉吃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其他时间基本是馒头包子，每天有固定任务，如果讨不到额定的钱，会被管理他们的马仔抽打，并且不给饭吃。”
由于时间仓促，卢剑秋的亲戚未能及时想到该如何解救他，在引起组织乞讨者警觉后，卢剑秋再次被带走，迄今未找到下落。
这件事情给人们的触动点在于，一个成年人，也能不知怎么回事就被弄残送去乞讨，而在此前，人们一直认为“组织残疾人乞讨”是把本身已经残疾的成年人组织起来，很少人能想像得到，一个本身完好的成年人，会被特意弄成残废被拉去乞讨。有部分网友认为，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只有卢剑秋的亲友讲述，实情未必如此；有人认为卢剑秋失去一只手臂、膝盖以下的双脚属于重伤，控制不好很容易致死，难以相信组织者会废这么大的劲做这样的事；还有人认为这个事情来源的那篇文章《东莞：工人、小姐与乞丐》写的就像篇小说，真实性或许有折扣。
被打断双腿的梁秀琼
然而这些质疑并不充分。首先，这则报道的原作者卢桦本人就是卢剑秋的亲戚，在2010年底卢剑秋被人发现并再次失去联络时，卢桦就在微博上提到了这件事情，并亲身参与了在东莞寻找卢剑秋。当时卢桦对卢剑秋的描述与现在基本一致。其次，尽管成年人被弄残再组织乞讨，是一件相当罕被曝光的事情，但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一名叫做梁秀琼的四川女子2001年被人拐买，几经辗转后，流落到拉萨，2007年12月底被拉萨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时，梁秀琼左脚掌自脚踝处全没了，右脚脚筋也被挑断。按梁秀琼的说法，当年她被人拐走后，在山东被人残忍地打断了双脚，随后就被人强迫上街乞讨。
事实上，把拐卖的成年人打残用于乞讨，符合组织乞讨者的逻辑，如报道中的王秀勇所说，“只要是残疾的，越残疾的狠他越值钱。用丐帮的行话说，相好包相包得好。这叫相，他相长的越惨、越丑，他越能来钱。”一份多年前就流传的“残疾人转让”传单，清晰地告诉我们，情况的确如此——双腿全截的，转让费八千元；双腿萎缩的，转让费五千元；聋哑人，转让费两千元。
因此，尽管目前还不能确证卢剑秋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种情况理应引起人们和有关部门的重视。谁也不想有一天莫名成为了残废的乞丐。
痛点之二：弃婴被弄残，被用于乞讨，然后被抛弃这篇报道的第二个痛点，是对“东莞丐帮”熟悉的王秀勇，清晰地把“丐帮”如何把捡回来的弃婴弄残、用于乞讨、然后抛弃的过程描述了出来。过程极为触目惊心——
“这个帮主真的，他为了这个利润，有的把那个一岁两岁的小孩，那个时候呢是硬硬的把那个腿给他搞断，有的我看了有用那个砖头，用那个木板，那个小孩哭的，当时我。敲了以后他这个腿上流脓，就感染，感染以后也不给他治，他慢慢这个腿就烂掉了，越烂得流脓，他越惨越惨他越赚钱。他就是叫小孩那个腿，不会叫它好，就你好了就疔了疤了，他也得用小棍敲一敲，给你敲的流血流脓。”
残疾人“越惨越赚钱”
“他们就利用办法不让你说话，一般说话的办法有几种，小一点的他给你吃安眠药，强力安眠药叫你昏昏沉沉的睡上几个小时，利用你睡觉的机会，他去讨钱。等你醒来的时候他就把你抱走，再给你吃安眠药，这样的小孩寿命都很短，有的乞丐一看不行了，就把这个小乞丐就扔了，活活的就给扔了。谁看到谁也不敢捡。”
真的会有人丧失人性到如此地步吗？从以往的同类报道来看，这同样绝非虚言。2006年，一位76岁老人卧底丐帮两月，写出了《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交给中央领导，温家宝总理亲自进行了长篇批示。这篇手记中，老人写到——
“我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去年河南周口一对夫妻因犯组织儿童乞讨罪获刑，报道中如此描述他们怎么对待乞讨儿童——
“次日，任妮的家人发现，女儿头上有两块膏药大的疤；手指、舌尖、双耳和鼻孔等有多处伤损。任妮哭诉说，她在‘杂技团’里负责表演‘软功’，向路人乞讨。一旦不想演或要不够钱，就会被’爸爸’翟俊殴打。翟用剪刀铰伤任妮的耳朵和鼻子，用铁钉钉她的十个指头。在一次殴打任妮后，’爸爸’逼她吃一摊刚拉的大便，‘用棍子挑着吃’，事后也没有给她漱口。”
这样的景象，已经不知该用怎样的词汇来形容。做出这样残忍恶行的犯罪分子，到底是怎样的心态？
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应当向残忍宣战残忍的恶行从何而来？出现残忍的恶行，是一个社会的失败，但不能把所有残忍恶行出现的原因，都归结到社会问题上。正如引发轰动的连环枪手周克华，他枪杀无辜平民，不是社会的问题，根子上是他自己的问题。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的行为也一样，不见得所有的“丐帮”都是如此地毫无人性，毫无恻隐之心，但做出弄残儿童、给孩子喂安眠药然后扔掉的穷凶极恶之徒，根本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对待这样的犯罪分子，一定要用法律给予最严厉的制裁。
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给这种残忍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正如最近同样引人关注的幼儿园给孩子喂病毒灵的事件，的确主导的园长才是首恶，但如果幼儿园的教师能够不为绵薄的收入所困，或许能有人站出来阻止恶行的发生。北京首例组织残疾人乞讨案，“丐帮”刘社会一伙强迫盲人乞讨牟利，动辄拳打脚踢，甚至往盲人头上小便，但说起犯罪的肇因，也令人唏嘘——刘社会和妻子张新丽以前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但在一次生病输血的过程中，刘社会感染了艾滋病，就一直找不到打工的机会，才来北京追随大哥打残疾人的主意。刘社会弟弟因经营不善，赔了不少钱，打电话给刘社会，问北京好不好打工，得到的答复是“找个瞎子去乞讨要钱，跟自己打工挣钱差不多，每月能有1400元左右的收入，好的时候会更多”。
在一定条件之下，人的恻隐之心被抑制，残忍的恶得到释放，无辜的人们因此受害，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心痛。
为“免于恐惧”，“免于不适”，同时也为所有人的幸福，人们应当向残忍宣战刑法二百六十二条“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 设立以来，关于该罪名的法学研究非常多，但对现象本身的事实研究还很少。对残疾人、被拐卖儿童权益的侵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相关报道也还十分欠缺。这也使得人们在很长时间内当作特别重要的公共议题，2011年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打拐”未能取得预想效果后，很多人对此就不再重视。
然而，最近的这则报道说明，“丐帮”对残疾人和儿童的残忍恶行，可能已经非常严重。在一个以和谐、进步为目标的社会，这样的事态令绝大多数人感到严重不适，同时也是对所有人的一种威胁。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任何恶行都并非与己无关，应当完全杜绝这种恶行。在报道中，卢剑秋的家人提到，即便错过了解救卢剑秋的第一时间，他们仍然反对报警，认为警察可能会包庇“丐帮”，这更是文明之殇。治理这样丑恶的现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