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孩子的家庭在卡车上贴了儿子的大幅照片，以及其他孩子的照片。  葛亚雷认为，将拐卖儿童问题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有些过于简单。  在中国，丢失孩子的家庭大部分都不富裕，寻找孩子让他们在经济方面也走向崩溃。  葛亚雷和他的拍摄团队接触的家庭比《躯壳》的片中能看到的更多。 “知晓一个社会的灵魂，就看这个社会对待孩子的方式，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作为中国社会的观察者，美国人葛亚雷(Charlie Custer)将纳尔逊·曼德拉的话作为其纪录片《躯壳》(Living with Dead Hearts)的题记。这部近期在西方引起轰动的纪录片关注的是中国的拐卖儿童问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口拐卖问题就已在中国凸现，而且大部分被拐卖的都是儿童。不过，对受害者的数量估计却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国内官方的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有1万名儿童被拐卖;但美国国务院却认为这一数据在2万左右;一些独立机构统计的数据更高，认为每年中国被拐卖儿童的人数近7万，这一数据相较于美国国内每年被拐儿童在100-200人则显得相当骇人。 尽管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但葛亚辉却认为“大多数外国人根本不知道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中国人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略有所闻却想不到拐卖儿童的事件竟在如此大规模地上演。”这位创办了专注于报道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网站ChinaGeeks，以及以中国社会正义问题为主题的纪录片非营利机构的“记录者”，将他第一部纪录片导演作品《躯壳》在网上发布，并很快会上传到中文视频网站。 《躯壳》的拍摄耗费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其中有7500美元(约合人民币4.6万元)是通过社交媒体募捐而来，电影的主角是三个被拐卖儿童家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首次制作纪录片的葛亚辉说，之所以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因为拐卖儿童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且是“这个国家所有人都认为不该发生的社会问题之一，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来讲是这样”。 在中国，丢失孩子的家庭大部分都不富裕，寻找孩子让他们在经济方面也走向崩溃。 绝育手术后丢了孩子的母亲 “我的孙孙被人贩子抱走了……去年冬天的时候天冷了，我考虑我孙孙是不是能穿暖……去年春节，别人家的孩子在外放鞭炮，我考虑我家孙孙是不是在外面耍，放鞭炮，现在到了夏天，我家孙孙能不能脱掉棉袄穿上夏衣，晚上能不能睡好觉……”2010年4月，刘力勤的儿子和两个小伙伴在胡同里玩耍时被拐，他的老父亲面对着美国人葛亚辉的镜头喃喃自语，而刘力勤，中国中部工业城市太原的一名工人，在一旁不停抽烟。 “在丢失孩子后的一个月里，我和她每天不知道白天、晚上，根本就分不清。”刘力勤嘴里的这个“她”，指的是他的妻子，儿子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妻子产后在家乡按计生政策做了绝育手术。 刘力勤到太原已经八九年光景，夫妇俩带着两个孩子在太原城里租了间房子，刘力勤做装修工作，不算富裕的日子，原本因一家团圆而其乐融融。像大部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们一样，刘力勤和妻子都以为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过。 “七年前，我们生了大女儿。几年以后，我们又生了小子。我们的计划就想要个小子。后来老家的人就来说：你已经有俩孩子了……我老婆就在去年回老家做了绝育手术。去年4月，小子就被人抱走了。” 胡同口的监控录像记录了当时的一幕。那天下午，一个陌生男人在刘家门口，抱走了男孩，上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迅速离开。“大约是下午2点，我到门外看儿子不见了，就给老公打电话。他回来我们到处找，却找不到了。后来我们报了警。”刘力勤的妻子或许将对这一幕永生难忘。 警察来了。“他们什么也没说。”刘力勤说，“他们就说，不要着急。孩子可能自己跑出去玩了，或在邻居家里。你们再自己找找。”之后，刘力勤夫妇“自己找找”了一年，却得不到任何线索。 “他们没能找回儿子，却找到了一大群同病相怜的父母。”葛亚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拍摄《躯壳》之前，他打电话给一些被拐卖儿童的家庭希望采访，大部分人都拒绝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同意见面。但一旦见到了一家，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见到其他家庭。“后来几乎所有联系过的家庭，哪怕最初拒绝了我们，也都见面了。因为在一个地方，这些父母几乎都互相认识。” 葛亚雷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采访对象见面的情形。“没跟我们说，他们把好几个家庭都叫来了。所以第一天，我们不是采访一个家庭，而是把大家的情况都了解了一遍。其实这不难理解，因为从父母的角度，只要能让别人知道孩子的事，就值得付出时间和努力。” 在这样的“滚雪球”下，葛亚辉又认识了雷晓霞的妈妈吴女士，12岁的雷晓霞在2011年5月走失，吴女士像祥林嫂一样把女儿走失的事情告诉任何愿意听她讲述的人，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找了三个派出所、孩子的学校，甚至找到当地的教育部门，没有人能帮她。另一位父亲袁先生，怀疑15岁在外打工走失的儿子被卖去做了非法苦力，一直依靠一己之力寻找非法工厂，甚至还解救了一些童工，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儿子。 葛亚雷和他的拍摄团队接触的家庭比《躯壳》的片中能看到的更多。 “大部分孩子永远回不了家” 为了找寻儿子，刘力勤学会了上网。“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遍了，儿子丢失前我根本不会上网，现在几乎每天都到网吧去。我自己买不起电脑，所以到网吧去发一些寻找孩子的帖子，或者找找有关信息。” 像刘力勤一样通过网路找寻孩子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催生了互联网寻子服务的蓬勃发展。如“宝贝回家”这样的网站，聚集了千千万万父母在上面发布孩子的信息、照片，网站自身还发布一些街头流浪儿童的照片或报道，为被拐儿童父母提供帮助。 不过，大部分父母还是回到了街头。刘力勤在网上联系到了一大批同在太原的父母，常常组织一起搞活动。其中一对儿子同样被拐的夫妇，在他们的大卡车上贴了儿子的大幅照片，以及其他孩子的照片。他们常常把卡车停在闹市接口，然后向过路的行人散发传单。 然而，大部分丢失的孩子可能永远回不了家。 大约在1988年被拐卖的李勇，如今在杭州有了自己的电动车商店，结了婚生了孩子。他依稀记得自己被拐卖的时候大约5岁，但不能确定具体的年龄和生日。“我记得被人贩子抱走以后，上了一辆汽车，后来换了长途大巴车，然后又坐火车。” 他被卖到了一户想要儿子的家庭，养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将他视如己出。李勇对葛亚辉说，即便找到了父母，他也不可能再回去。 “在中国，孩子被绑架并非为了赎金，而是出售。”葛亚辉在电影中这样说明，“通常，走失孩子的家庭都来自贫困的农村，他们很少有能力花费金钱和精力找到孩子。有些孩子被卖给了新的家庭，这些家庭往往因自身无法生育，却仍希望维系传宗接代的传统;更不幸的孩子则被卖去做苦力，或者被迫卖淫，有些索性成了街头流浪儿，行乞为生。在一些案例中，健康的孩子活生生被残害成了残疾人，因为这样能讨到更多钱。” 根据葛亚辉的调查，也有一部分通过涉外“领养”渠道去了海外。“中国的一些领养机构在寻找国外领养夫妇的时候，寻求实质性的馈赠。据我所知的有些案例，国外的养父母想要在中国领养一个孩子，花费高达5000美元。当然，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少数。”葛亚辉披露。 就在葛亚辉着手准备拍摄《躯壳》后不久，国内《新世纪》周刊爆出《邵氏“弃儿”》调查，湖南邵阳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非法”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此事被《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并被编进了一部热播美剧《Harry's Law》。 根据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在1999-2010年间收养了64043名中国婴幼儿。丑闻爆出后，很多美国人被迫面对同一个问题：“我的孩子是抢来的吗?”疑问之后，“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躲起来”。 “警察来了，什么也没说” 对于《躯壳》镜头里的三个家庭，或者千千万万被拐儿童的家庭来说，警察未能对孩子的被拐卖做出“努力”让他们无法理解。 “我昨天晚上又梦见孩子了……我就想看看监控……”雷晓霞的父亲在葛亚辉的拍摄中，用免提的方式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想看看孩子出事那天的监控录像，是雷家夫妇反复向当地派出所提出的想法，得到的回复是：监控录像已经被删除了。 刘力勤那一句报案后“警察来了，什么也没说”得到了大多数家庭的认同。雷晓霞的母亲吴女士在向各个部门求助后总结，“他们都说会为你调查，但除了说这句，他们不会做任何事。” 所谓的调查也往往是例行公事。雷晓霞失踪后，当地派出所的确出警找过一次，“但后来再也没有见他们找过”。“他们也从来不去火车站或者汽车站查看监控录像，后来有人报告说出事那天在学校见过晓霞，但派出所的人也没去学校看监控录像。”雷晓霞至今下落不明。 葛亚辉曾试图联系警方采访，均遭到拒绝。“我想有可能是因为我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如果我是来自美国的大媒体比如CNN，情况或许会不一样。”葛亚辉这么理解。 不过，作为长期的中国社会观察者，葛亚辉心知肚明，这类儿童拐卖案需要警方持续不断的努力追踪、多地区的合作配合，以及高科技手段对人贩子与儿童的双向跟踪监测。一旦特定的犯罪团伙进入警方的视线，上级部门的压力或驱使警方破获这类案子，被抓获的人贩子也面临相当严峻的法律制裁。“但大部分的被拐卖儿童案并没能到达当地派出所的手上，一般会被当作失踪人口处理，过一段时间就被遗忘了。” 而像李勇这样的被拐卖的当事人，成年之后寻找亲身父母的经历也让他无奈。“我的养父母并不反对我找亲身父母，家里人从小也没跟我隐瞒过，大家都知道我是抱来的。直到我上高中，有一天派出所的人把我叫过去，骗我说找到了我的亲身父母，其实就让我去说了被拐卖的过程。然后就把我的养父母和亲戚抓了，罚款2000元，再没有任何消息。” “没有人找到孩子，没有人放弃寻找” 葛亚雷以免费观看的方式在互联网上传播他的纪录片，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最近，他将为《躯壳》配上中文字幕，并准备上传到优酷。“《躯壳》应该被所有人看到，希望中国国内的网站不会把它删掉。”葛亚雷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寻找孩子的家庭在卡车上贴了儿子的大幅照片，以及其他孩子的照片。 一切都崩溃了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拐卖儿童问题? 葛亚雷：拐卖儿童的话题早在我第一次到中国就开始关注，那时我住在哈尔滨，偶尔我会在街头看到一些乞讨的孩子。2008年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好奇心问了一位在哈尔滨的朋友，他曾是一名警察。他告诉我，这些孩子大部分是被拐卖来的，我很惊讶。大约就在那时开始，我一直跟踪拐卖儿童的问题，并准备做一些报道。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我曾经生活在中国，我有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觉得孩子的问题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拍摄这部纪录片总共花了多长时间?拍摄期间，是否有你接触到的家庭找到孩子?你现在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葛亚雷：我们是在2011年初开始拍摄的，大概到今年年中全部结束工作。在此期间，我的确听说过有些父母找到了孩子，但我们采访过的家庭并没有这般幸运。我们采访的家庭，数量远不止片子里的那些，有些根本没在电影中出现，有些仅仅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现在还与一些受访家庭有联系，至少从最近一次联系的情况看，他们都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人已经找到孩子，没有人放弃寻找。 时代周报：你记录了三个家庭的故事，在镜头背后，你与他们接触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葛亚雷：我们整个团队与这些家庭接触后最震惊的是，孩子被拐卖的事情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影响着家庭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原本以为丢了孩子，父母在精神上、情感上会几近崩溃;但实际上在经济方面他们也走向崩溃，因为大部分的父母原本就不富裕，有些家庭本身就贫困，找寻孩子花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这样就没有太多时间打工赚钱，但四处找寻的路费却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开支。不仅如此，家庭内部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夫妻关系的恶化，相互埋怨，甚至引发另外的悲剧。我们就听到过，一个家庭因为孩子丢了，亲戚骑着摩托车外出寻找，结果遇到车祸，找人的亲戚也去世了。所以，在采访的过程中，震惊是一次接着一次，因为孩子被拐卖几乎对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 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过于简单 时代周报：你接触的案例中，在失去孩子后，夫妻再生育的情况如何? 葛亚雷：事实上，大部分被拐卖的孩子都来自农村，而中国农村的家庭往往有两个孩子。比较典型的就是刘力勤家那样的情况，儿子没了，还有一个大女儿。从法律上说，他们的确可以再生一胎，但现实是，他们往往在生了儿子后做了绝育手术，所以从生理上他们不能再生育了。 时代周报：有人把拐卖儿童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你怎么看? 葛亚雷：我曾经跟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教授做过这个问题的探讨，他会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因为相比较其他偷窃的东西，比如汽车、电脑，孩子更容易偷到，却更难追查到。而且如果人贩子事前已经谈好了买家，那么孩子就会很快出手。这个原因是他认为拐卖儿童在中国如此猖獗的原因之一。 还有，没有买家就不会有卖家，在中国，这样的买家、这样的需求依然很大。当然，独生子女政策让孩子在中国显得异常珍贵，但即便是想要更多孩子的家庭，只要夫妻双方有生育能力，可能更愿意自己生而不是买一个孩子。所以买家往往来自于不能生育的家庭，或者迫切想要个儿子而不得的家庭。当然，也有一些人会为残疾的儿子、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买一个女孩做媳妇。 时代周报：在《躯壳》中，我们看到受访家庭普遍对警方未能帮助他们找寻孩子感到失望，你也谈到中国警方在寻找孩子过程中的一些现实困境。我很想知道，美国方面如果发生了孩子失踪的事，警方一般会怎样? 葛亚雷：美国也会发生与中国类似的案子，比如孩子被绑架，然后被带到远离家乡以外的地区，这类情况每年发生的数量在100起左右。我记得大概是2007年，这样的案子发生了115起，其中57%的案子最终以孩子被找回家告终，剩下的43%要么还没有告破，要么孩子已经被杀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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